使用Rasch模型验证低收入国家中基于父母创伤认知的方法评估工具的有效性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Validating a parental trauma informed approaches scal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using the Rasch model

本研究旨在验证家长创伤识别与管理量表（PTIMS）在孟加拉国、埃及和尼泊尔三个低收入国家的适用性。通过Rasch模型分析750名家长的数据，发现PTIMS具有良好心理测量学特性，并揭示国家、年龄、就业状况和学校类型等人口学变量对家长创伤管理认知的影响。该量表为低收入国家创伤知情学校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工具。

　　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儿童面临着各种可能造成创伤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如孟加拉国、埃及和尼泊尔。这些国家的社会问题，如贫困、暴力和极端主义，不仅影响了成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对儿童的心理和生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目前关于家长对创伤知情的文献仍然非常有限，这可能与缺乏可靠的测量工具有关，该工具能够持续收集家长对创伤发生和应对策略的认知情况。因此，本研究旨在开发并验证一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的家长创伤识别与管理量表（Parental Trauma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Scale, PTIMS），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创伤是一种极端的负面经历，可能影响个体的判断力，导致无助感、安全感缺失以及无法集中注意力等心理和行为问题。在非西方国家，由于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儿童更容易受到贫困、自然灾害、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外部压力往往使得家庭环境变得紧张，从而增加了儿童遭遇创伤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家长作为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承担着识别和应对儿童创伤的重要责任。然而，目前缺乏一个适合这些地区的测量工具，用于评估家长对创伤的了解程度及其应对能力。

家长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儿童的主要监护人，还承担着社会化的任务，帮助儿童理解并适应社会规范。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家长对儿童行为的期望较高，认为他们应该遵守权威、保持纪律并表现出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当儿童出现行为问题时，往往会被归咎于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这种社会认知可能阻碍家长对儿童创伤问题的识别和应对，因为他们可能将儿童的行为问题视为单纯的纪律问题，而非心理创伤的表现。

在教育领域，教师在儿童学术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教师的工作往往局限于课堂内的教学和管理，无法全面了解儿童在家庭环境中所经历的心理创伤。因此，家长的参与对于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儿童创伤的教育系统至关重要。家长不仅需要具备识别创伤的能力，还需要掌握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支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 二、研究目标与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验证PTIMS的信度和效度，使其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用于收集非西方国家家长对创伤识别与管理的意识数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从孟加拉国、埃及和尼泊尔三个低收入国家中招募了750名家长，其中孟加拉国300名、埃及205名、尼泊尔245名。这些家长的孩子年龄在0至18岁之间，涵盖了从婴儿到青少年的各个阶段。通过这些家长的参与，研究者希望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方式。

PTIMS是基于美国国家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的创伤知情模型开发的。该模型强调了四个核心原则：识别、理解、回应和避免再创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将这些原则进一步细分为两个主要维度：创伤识别能力（包括识别和理解）和创伤知情实践（包括回应和避免再创伤）。这一分类有助于更系统地评估家长对创伤的了解程度和实际应对能力。

为了验证PTIMS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采用了确认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和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 IRT）。CFA用于分析PTIMS的潜在因子结构，而IRT则用于评估每个项目的难度和区分度。通过这两种方法，研究者能够确保PTIMS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测量性能，并且能够准确反映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知和应对策略。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PTIMS在三个国家中均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通过项目反应理论的分析，所有33个项目在“出错均方数”（outfit mean square）和“入错均方数”（infit mean square）方面的数值均在0.878至1.124和0.910至1.096之间，表明这些项目在测量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此外，多变量方差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揭示了参与者在某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显著差异，包括国家、年龄、就业状况和学校类型。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知和应对策略的多样性。

在创伤识别能力方面，研究发现家长对儿童可能经历的创伤事件（如贫困、自然灾害、暴力等）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的识别能力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一些家长可能无法准确区分创伤事件与其他负面经历，或者他们可能低估了创伤对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这表明，在非西方国家，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知仍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

在创伤知情实践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家长对创伤应对策略的了解程度较高，但实际应用能力仍有待提升。许多家长表示，他们愿意采取措施帮助儿童应对创伤，但缺乏具体的指导和资源。这可能与非西方国家在心理健康支持方面的不足有关，例如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教育机构对创伤问题的关注度较低，以及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误解和偏见。

### 四、研究意义与应用前景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PTIMS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知和应对能力。通过使用PTIMS，可以收集到有关家长创伤意识的可靠数据，从而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例如，教育机构可以利用PTIMS的结果，设计适合家长需求的培训课程，帮助他们识别和应对儿童创伤问题。

此外，PTIMS的应用还可以促进跨文化比较研究。通过在不同国家中使用相同的测量工具，研究人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差异对家长创伤意识的影响。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制定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政策，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家长的需求。例如，研究者可以分析不同国家家长对创伤事件的认知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他们的应对策略。

在政策层面，PTIMS的结果可以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重要的参考。这些组织可以利用PTIMS的数据，制定更加有效的心理健康支持政策，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例如，政府可以投资建设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务设施，提供针对家长的创伤管理培训，或者在教育系统中引入创伤知情的课程，以提高教师和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识。

### 五、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三个低收入国家的单一城市，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更多城市和地区，以确保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家长对创伤事件的认知和应对策略，但并未深入探讨家长在实际应对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和资源使用情况。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实地观察和访谈，以更全面地了解家长在应对儿童创伤时的实际表现。

此外，本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提供大量定量信息，但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家长的主观体验和情感反应。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混合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以更深入地理解家长在面对儿童创伤时的心理状态和应对策略。例如，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了解家长在应对创伤事件时的具体困难和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寻求帮助和支持。

###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验证PTIMS，为非西方国家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提供了新的测量工具。PTIMS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准确地评估家长的创伤意识，还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以制定更加有效的心理健康支持政策。通过提高家长对创伤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能力，可以为儿童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健康的成长环境，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PTIMS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并结合其他研究方法，以更全面地了解家长在应对儿童创伤时的行为和心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