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生育能力下降对生育危机影响的证据

《Fertility and Sterility》：Evidence that declining human fecundity contributes to the fertility crisis

本综述系统阐述了全球生育率下降背后的生物学因素，指出除社会经济学原因外，人类生育能力（fecundity）衰退已成为关键诱因。作者创新提出综合自然妊娠率（CUPR）指数，通过追踪自然活产与人工流产数据（排除辅助生殖技术出生），揭示多国连续数十年CUPR持续下降的严峻态势，为人口健康研究提供重要量化工具。

　　

全球生育危机的新视角

全球生育率已降至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这场生育危机通常被归因于社会经济学因素的转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学因素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丹麦南丹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Rune Lindahl-Jacobsen团队在综述中强调，反映人类内在生殖潜能的“生育能力”（fecundity）正在衰退，这可能是危机背后被忽视的关键驱动力。

生育能力下降的生物学标志

多项生物标志物数据揭示了生育能力下降的严峻现实。一方面，因精液质量差和/或女性不孕而需要医学辅助生殖（Medically Assisted Reproduction）的夫妇数量持续增加；另一方面，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比例显著上升。这些趋势共同指向了人口生殖健康水平的潜在恶化。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流产终止妊娠的趋势也可能为评估生育能力提供重要信息，因为它反映了自然妊娠的发生情况。

综合自然妊娠率（CUPR）：评估生育能力的新指标

为更准确衡量人群的自然生育能力，研究者开发了一种创新性指标——综合自然妊娠率（Comprehensive Unassisted Pregnancy Rate, CUPR）。该指数定义为自然活产数与人工流产数之和（排除所有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出生），从而剥离社会选择因素，聚焦于生理层面的妊娠能力。初步数据显示，在部分高收入国家，CUPR连续数十年呈现稳步下降趋势，这暗示生育能力的减弱可能并非偶然现象。

启示与展望

如果CUPR下降的趋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进一步验证，将表明生育能力变化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全人群范围的国际现象。这一发现要求研究者与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影响生殖健康的生物学机制，包括环境因素、内分泌干扰物等对男女生殖系统的潜在影响。未来研究需深入探索CUPR与具体生物学标志物（如精液参数、卵巢储备功能）的关联，为早期预警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