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肺癌脑转移的基因组进化轨迹:535对原发灶-转移灶配对分析揭示器官趋向性新机制
《Cell Reports》:Deciphering genomic evolution of metastatic organotropism with 535 paired primary lung cancers and metast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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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7日
来源:Cell Reports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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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肺癌转移器官趋向性机制不清的问题,通过对535对原发灶-转移灶的全外显子测序分析,揭示了脑转移具有单克隆、晚期播种的独特进化模式,发现PTPRD和FAT1等原发灶驱动基因与脑转移特异性相关,并首次报道了转移灶中早期驱动基因通过LOH丢失的新现象,为肺癌转移防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比约85%。尽管治疗手段不断进步,转移仍然是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约50%的NSCLC患者会发生脑转移,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极差的预后。血脑屏障(BBB)的存在不仅增加了癌细胞中枢神经系统侵袭的难度,也限制了治疗药物的渗透,使得脑转移成为临床治疗的难点。
目前对肺癌转移器官趋向性(organotropism)的基因组决定因素和进化轨迹认识仍然有限。以往的研究多基于非配对的转移灶和原发灶样本,难以准确区分真正的转移驱动因素。虽然TRACERx等研究利用配对样本探索了转移进化,但其中86%的转移灶来自淋巴结或肺部,对脑转移等特殊部位的研究不足。因此,迫切需要系统分析不同转移部位(特别是脑转移)的配对样本,以揭示转移器官趋向性的基因组基础和进化规律。
在这项发表于《Cell Reports》的研究中,谢铎(Duo Xie)等研究人员整合了公开和内部的全外显子测序(WES)数据,构建了包含223例NSCLC患者、535个配对肿瘤样本的队列,其中包括94例脑转移(BM)、39例颅外转移(ExM)和179例淋巴结转移(LNM)。这是目前该领域最全面的配对原发灶-转移灶基因组数据集。
研究团队采用统一的分析流程处理原始测序数据,通过TRACERx生物信息学流程进行体细胞单核苷酸变异(SSNV)、插入/缺失(indel)和体细胞拷贝数变异(SCNA)的检测。利用癌症细胞分数(CCF)评估区分克隆性变异,并通过严格的质控标准确保数据可靠性。研究还整合了TRACERx的早期非转移患者队列作为对照,以及配对RNA测序数据进行下游分析。
研究队列包含148例肺腺癌(LUAD)、49例肺鳞癌(LUSC)和26例其他NSCLC类型。分析显示,脑转移相关原发灶(BM_P)比其他部位转移的原发灶具有更高的突变负荷和驱动基因突变负担。尽管配对原发灶和转移灶之间的基因组改变总体一致,但脑转移灶携带最多的体细胞改变。
研究发现,大多数克隆驱动基因突变在原发灶-转移灶对中共享,但脑转移灶中有更高比例的亚克隆驱动基因突变特异性存在,表明脑转移后存在持续的亚克隆选择。通过比较转移性原发灶与早期非转移性肿瘤,鉴定出PTPRD和FAT1在脑转移相关原发灶中显著富集,TP53在颅外转移相关原发灶中富集。
拷贝数分析显示,脑转移相关原发灶在染色体1p12、1q21.1-1q31.1区域(包含ZBTB7B、ARNT等6个驱动基因)和染色体11(包含CCND1、MALAT1等基因)存在显著扩增。颅外转移相关原发灶在染色体3(包含PIK3CA和SOX2)区域扩增。
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现象:早期克隆驱动基因突变在转移过程中通过杂合性丢失(LOH)而丢失。在4例患者中观察到KMT2A、FAT3、ARID1B、CTNNA2和CHD4等驱动基因在转移灶中因LOH而丢失,这些基因主要涉及表观调控和细胞粘附功能。
通过计算Jaccard相似性指数(JSI)分析转移播种的克隆性,发现脑转移中单克隆播种占89%,显著高于颅外转移(49%)和淋巴结转移(41%)。转移时间估计显示,脑转移的播种时间(中位3.2年)晚于淋巴结转移(中位3.6年)。
转录组分析发现,细胞粘附相关基因在多克隆播种原发灶中上调,而细胞连接相关基因在早期转移播种原发灶中下调,提示细胞连接丢失有助于癌细胞早期逃逸,而细胞粘附维持有利于集体循环。
该研究系统揭示了NSCLC脑转移独特的基因组特征和进化轨迹。脑转移倾向于单克隆、晚期播种的模式,其驱动特征在原发灶阶段就已存在。研究发现的原发灶驱动基因(如PTPRD和FAT1)可能作为脑转移风险的预测标志物。LOH驱动的早期驱动基因丢失现象为理解转移适应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还发现吸烟相关突变特征(SBS4)在亚克隆进化过程中逐渐减弱,表明吸烟主要贡献于肿瘤起始而非后期进化。这些发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脑转移的单克隆性提示靶向治疗可能更有效;晚期播种特征为干预提供了时间窗口;特异性驱动基因为预防策略开发提供了靶点。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仍有限,难以按组织学类型、种族和吸烟史进行分层分析。未来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结合单细胞测序等新技术深入探索转移器官趋向性的决定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肺癌转移生物学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开发新的防治策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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