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合作的隐性代价：社会控制、排斥与冲突的演化机制分析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The hidden costs of human cooperation

本期推荐《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最新观点论文。为解决人类合作机制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间接适合度（indirect fitness）、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伙伴选择（partner choice）、排斥（ostracism）和惩罚（punishment）六种核心合作机制。研究发现这些机制在维持合作的同时可能引发勒索、歧视、群体分化和不平等。该研究对构建促进大规模合作、减少负面外部性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类被誉为"合作的冠军"，我们的认知能力、共情意识和语言功能使得人类能够实现前所未有的协作水平，这种能力甚至可能部分是为了实现这种独特能力而演化出来的，被称为"我们成功的秘密"。然而，合作虽然能够重塑整个环境并构建复杂社会，但也伴随着隐藏的成本。合作意味着承担个人成本（时间、精力或资源）为他人或群体创造利益，虽然合作产生的收益超过个人单独所能达到的水平，但它也引发了搭便车（free-riding）问题。

维持合作远非易事，这构成了一个演化难题。如果其他人都在合作，为什么不尽享收益而不分担负担？而如果其他人都在搭便车，为什么还要付出成本来惠及他人？这种逻辑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oods Game）中得到完美体现，其核心问题是合作最初如何能够出现。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在解开这一难题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确定了能够克服搭便车问题的机制和制度。我们现在对人类如何维持合作有了扎实的理解，包括间接适合度、直接互惠、间接互惠、伙伴选择、排斥和惩罚等核心机制。然而，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机制解释上，而非评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关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服务共同利益而不产生严重副作用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合作有时可能是对人类问题的诅咒而非治愈。为了阐述这种双重性，研究人员分析了六个维持不同社会组织层面合作的核心机制，并证明这些机制在促进合作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勒索、歧视和群体分化，进而加剧两极分化和冲突。研究还讨论了群体合作如何对第三方施加成本，从而造成比利益更多的伤害，以及小规模合作如何破坏大规模合作，危及解决人类最紧迫问题（如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

研究人员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案例研究的方法，结合演化博弈论模型、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实验心理学数据，系统评估了各种合作机制的社会影响。研究团队特别关注了不同社会中合作机制的实践案例，包括狩猎采集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和网络虚拟社区等多样化的社会环境。

间接适合度：'我跳进河里救两个兄弟或八个表亲'

基于间接适合度（indirect fitness）的合作机制解释了为什么个体会愿意帮助遗传亲属。根据汉密尔顿规则（Hamilton's rule），当合作行为为另一个个体产生的利益b，乘以与该个体的遗传相关度r后，超过合作行为的成本c时（即rb > c），合作就会出现。这导致了对亲属的偏爱，从而可能产生裙带关系（nepotism）和代际不平等。例如，美国1988年至2024年间的20万例活体器官捐赠中，超过11.7万例来自遗传相关捐赠者，这使没有合适家庭捐赠者的患者处于不利地位。

直接互惠：'我（有时）以德报德'

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理论解释了非亲属个体间合作关系的形成，当相互合作的利益b乘以未来互动的期望p超过合作成本时（pb > c），合作就会演化。然而，存在一类勒索策略（extortionist strategies），可以系统性地剥削合作者，迫使合作者获得较低（或相等）的收益，即使被利用，继续合作也可能是合作者的最佳选择。

间接互惠：好人有好报

间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通过流言蜚语（gossip）交换信息，创造内生压力促使个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以获得良好声誉。虽然流言可以促进合作，但在声誉竞争中，拥有"更好"的声誉可能就足够了，这产生了通过恶意中伤（bad-mouthing）系统性地损害他人声誉的激励。历史上，巫术迫害和麦卡锡主义都是基于虚假指控和恶意流言的例子。

伙伴选择：寻找合适的伙伴

伙伴选择（partner choice）使个体能够退出与搭便车者的关系，寻找新的、更合作的伙伴，促进内源性分类。然而，如果人们在合作能力上存在差异（而非意愿），伙伴选择可能成为社会隔离和分层的有力驱动因素。资源或技能更丰富的个体会形成排他性的高"能力"个体网络，而那些资源较少或能力较低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排斥：被赶出群体

排斥（ostracism）是通过将搭便车者排除在群体利益之外来隔离他们的协调方法。对排斥的恐惧可以作为一种强大的机制促进群体合作和维护规范，但也可能导致过度的社会强制，迫使个体符合严格的规则。因纽特社区中对情绪失控女性Niqi的排斥案例说明了即使细微的越轨迹象也可能引发过度的社会控制。

惩罚：以代价维持秩序

惩罚（punishment）作为一种较温和的合作维持形式，可能被滥用为控制和压迫他人的工具。反社会惩罚（antisocial punishment）即惩罚合作者，存在于某些社会中。未受监管的同辈惩罚可能引发报复或升级为惩罚世仇，直接破坏合作的收益。历史上的公开羞辱和羞辱文化，如日本江户时期给小偷纹身或一战二战期间英国女性向未穿军服的男性分发白羽毛，都显示了惩罚可能被误用。

群体合作：谁是俱乐部的一员？

群体合作要求定义谁属于群体并有权获得公共物品，谁不属于，这必然创造或强化了明显的群体边界，为群际冲突奠定了基础。群体可能嫉妒其他群体的公共物品，竞争公共物品的所有权，或扩张到邻近群体的领土。为了区分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群体还开发了仪式或标记物（group markers），这些标记物需要成本才能获得，否则搭便车者可以轻易渗透合作群体。

群体合作不仅可能在群体之间产生紧张，也可能在群体内部产生紧张。关于谁应该为公共物品贡献多少（不同的公平标准）以及缺乏合作是搭便车的信号还是无法合作的信号（意图的模糊性）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引发搭便车叙事（free-rider narratives）。公共话语中充满了搭便车叙事，如"富人是否支付了公平份额"，或移民或失业者在多大程度上无法贡献并应得支持，还是在利用公共物品和"剥削制度"。

具有外部性的合作

正如所论证的，合作及维持它的机制可能导致无数的负面社会后果。重要的是，合作的通常定义——为他人创造利益——往往是不完整的。在许多情况下，虽然合作为一方创造了利益，但它（无意中）施加了外部成本。这在气候变化和正在进行的 Anthropocene 灭绝事件中尤为明显。人类非凡的合作能力使得开发资源和改造整个生态系统成为可能，但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基础。事实上，伤害另一个个体或群体也可能是合作的明确目标。军事冲突需要合作，恐怖袭击的协调或黑手党组织（Mafia organizations）的建立也是如此。

研究结论表明，合作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合作使人类群体能够成为比其部分之和更强大的力量，但维持合作的许多机制依赖于社会控制，这有时可能导致过度的顺从压力和社会残酷。选择性合作——如亲属偏爱或伙伴选择——可能系统性地增加不平等和促进社会隔离。搭便车叙事可能进一步极化社会，加剧基于身份政治的内部冲突。

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挑战在于识别不仅支持合作而且使其可持续的机制。合作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最大化合作或最小化搭便车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复杂的多目标优化问题，还需要减少外部性、群际紧张、不平等和不公正，限制过度的社会控制并维护个人自由。人类有能力塑造环境和定义游戏规则，创建培养人们美德同时遏制恶习的制度，为人类应对当前挑战提供了最佳机会。

该研究由苏黎世大学社会与经济心理学系的J?rg Gross、Caroline Graf和Charlotte S.L. Rossetti共同完成，获得了瑞士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SERI）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