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癌症及其护理的经济、时间和行政负担的特征与应对策略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in Oncology》:Characterizing and Addressing the Financial, Time, and Administrative Burdens of Cancer and its Care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18日 来源: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in Oncology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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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综述系统阐述了癌症治疗中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时间毒性(time toxicity)及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 burdens)这三大非物理性“毒性”的交互影响,呼吁肿瘤学界将患者及照护者的生活体验纳入疗效评估体系,并提出了筛查工具(如COST量表)、护理导航、政策改革等一体化干预策略。

  
Introduction
肿瘤学领域的进步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和生活质量,然而,治疗带来的益处常常被疾病本身之外施加给患者及其非正式照护者的多重负担所抵消。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时间毒性(time toxicity)以及行政与后勤负担(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 burdens)共同构成了一组非物理性的治疗相关毒性,它们相互重叠、相互作用,并在家庭和系统层面塑造着癌症体验。
Financial Toxicity
经济毒性这一概念在2013年被提出,旨在将癌症护理的经济负担重新定义为一种类似于物理毒性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它既包括客观成本(如自付费用、收入损失),也包括这些成本带来的主观痛苦。经济困难在癌症护理中非常普遍,近40%的患者经历着经济毒性,超过一半正在接受积极治疗的患者保险不足。综合财务毒性评分(Comprehensive Score for Financial Toxicity, COST)是首个经过验证的用于评估肿瘤患者财务困难的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工具,其简版(两项目)则更适合临床筛查。
经济毒性源于患者层面(低收入、失业、少数族裔、年轻、女性等)、系统层面(高免赔额健康计划、成本分摊政策)和治疗层面(传统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细胞疗法等高成本疗法)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下游后果深远,会导致成本相关的不依从(cost-related nonadherence)、生活质量下降、资产耗尽、债务增加,甚至破产。一项针对超过23万患者的研究发现,破产与死亡风险增加近80%(HR 1.79, 95% CI, 1.64-1.96)相关。照护者同样承受着直接费用和就业中断的负担。
Time Toxicity
时间毒性是指癌症护理所消耗的患者和照护者最有限的资源——时间。它涵盖了所有医疗相关互动和辅助需求(如交通、等待、门诊就诊、急性护理和康复),这些活动挤占了患者在家中和从事有价值活动的时间。接触日(contact days,患者在家外接受医疗保健的天数)是量化时间负担的一个指标。研究表明,老年癌症患者在诊断后的前6个月内,近五分之一的时间花在护理上;转移性肺癌或晚期胃肠道癌患者则有20-25%的存活天数涉及医疗接触。对于IV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3.5个月,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护理。
时间负担是异质性的,受肿瘤生物学、治疗方式(例如,同步放化疗比靶向药物负担更重)、合并症和社会背景的影响。结构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差异,非白人患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更高时间成本。患者和照护者将癌症护理描述为一份“全职工作”,即使是常规预约也可能变成消耗一整天的活动。
Administrative and Logistic Burdens
行政和后勤负担包括从预约、就诊、管理药物到处理保险文书、运输和咨询等一系列任务。Herd和Moynihan将其概念化为三个领域:学习成本(如理解保险范围)、合规成本(如预先授权、账单纠纷)和心理成本(压力、焦虑)。预先授权(prior authorization, PA)是一个主要的负担驱动因素,近70%的患者遭遇过PA相关的延迟,三分之一的人等待癌症护理超过一个月,22%的患者最终未能接受医生推荐的治疗。
这些负担对医护人员的影响也很大,医生每周花费约3小时处理保险文书,护士和文职人员分别每周花费19和36小时。行政复杂性还体现在调度、信息寻求和账单纠纷等方面,高达45%的患者因此放弃护理。弱势群体,如农村居民、低收入、低教育程度、残疾人士等,承受的负担最为严重。
Addressing Financial, Time, and Administrative Burdens
缓解经济毒性需要结构化干预,包括使用COST等工具进行常规筛查、早期嵌入财务咨询、财务导航员(financial navigators)提供支持,以及肿瘤学家选择成本效益更高的方案。解决时间毒性需要系统测量(如在临床试验中前瞻性报告接触日)和护理模式重新设计,例如整合访视、调整给药方案(从每周到每两周)、扩大口服或皮下制剂的使用、推广家庭护理和远程医疗。减轻行政负担的策略包括政策改革(如《改善老年人及时获得护理法案》)、优化PA流程(如整合临床专家团队可减少上诉时间)、护理导航服务以及医疗-法律合作(如COLLABS试验)。
这三个领域的负担紧密交织。例如,处理PA既消耗时间和行政精力,也可能导致财务困难。试图减轻一种负担可能会加剧另一种,例如,为节省少量药费而转至更远药房,会增加时间和后勤负担。因此,需要采取综合方法,而非孤立地解决单个问题。跨领域策略包括常规筛查困难、发挥导航服务的统一作用、推动政策改革以及将负担报告纳入临床护理和试验。
Conclusion
经济、时间和行政负担已成为关键的、与治疗相关的毒性,深刻影响着癌症护理的生活体验。证据支持将财务困难筛查、接触日纳入临床终点以及行政流程再造作为减轻这些负担的可操作步骤。导航服务、护理协调和政策改革提供了跨领域的解决方案,但持久的进展需要临床实践、卫生系统和立法层面的整合。减少这些可避免的毒性并非肿瘤学护理的附属品,而是其核心使命:确保患者和照护者不仅活得更长,而且能保留资源、时间和尊严,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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