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医学研究新范式:基于患者来源体外模型与动物研究协同推进临床转化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xperimental》:Can patient-derived in vitro models improve clinical translation in critical care research when used before anim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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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18日
来源: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xperimental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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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重症医学领域临床转化率低的瓶颈问题,提出将ICU患者来源的体外模型(如器官芯片、类器官)前置应用于动物实验前的创新策略。研究通过分析器官芯片在模拟肺泡-毛细血管屏障、免疫-血管相互作用及多器官串扰等方面的优势,论证其能够规避物种差异、捕捉患者异质性,并为脓毒症、ARDS等疾病的精准分型提供平台。该整合框架遵循3R原则,有望提升药物研发效率,加速重症精准医疗的实践。
在重症医学研究中,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之路充满挑战。尽管科学家们通过动物实验积累了大量的病理生理机制知识和潜在治疗策略,但许多在动物模型中显示有效的疗法,在人类临床试验中却屡屡受挫。这种“转化鸿沟”在脓毒症(Sepsis)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等复杂重症的研究中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传统的动物模型往往无法完全模拟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尤其是无法捕捉到患者之间巨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以及人类免疫系统的独特反应。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研究人员开始将目光投向一类新兴的技术平台——高级体外模型(Advanced in vitro models)。这类模型,特别是器官芯片(Organ-on-a-Chip)和身体芯片(Body-on-a-Chip),能够在微流体(Microfluidic)系统中,利用人类细胞(尤其是直接来源于重症监护室ICU患者的细胞)构建出模拟人体器官结构和功能的微型组织。它们能够再现关键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例如肺泡在呼吸过程中的机械拉伸、免疫细胞与血管内皮的相互作用,甚至不同器官之间的“对话”(Crosstalk)。这为在进入成本高昂且伦理敏感的动物实验之前,先在更贴近人类生物学背景的系统中进行机制探索和疗效初筛提供了可能。
发表在《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xperimental》上的这篇假设性文章,由Alexandre Pierre等人撰写,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整合研究策略。文章的核心假设是:将源自ICU患者的人类细胞体外模型(特别是器官芯片平台)整合到动物研究之前,能够通过揭示人类特异性的疾病机制和治疗反应,从而提高重症医学研究的临床转化成功率。 这一策略旨在发挥体外模型和动物模型各自的互补优势,构建一个更为高效和可靠的“从实验台到病床边”(Bench-to-Bedside)的研究管道。
为验证其假设,作者提出并分析了支撑该策略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 器官芯片与身体芯片技术:利用微流体装置共培养多种人类原代细胞或iPSC(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的细胞,模拟特定器官(如肺)或多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2. 患者来源细胞的应用:直接使用从ICU患者体内获取的细胞(如内皮细胞、免疫细胞)构建模型,以反映真实的患者异质性和疾病内型(Endotype)。3. 功能表型分析:在芯片平台上实时监测细胞行为(如中性粒细胞粘附、迁移)、屏障功能、细胞因子释放等,以识别与临床结局相关的功能表型。
研究人员指出,器官芯片等平台能够高度模拟人类病理生理过程。例如,肺芯片(Lung-on-a-Chip)通过将人肺泡上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培养在可伸缩的多孔膜两侧,并施加模拟呼吸的机械牵拉和流体剪切力,成功再现了 ventilator-induced lung injury(VILI,呼吸机所致肺损伤)的关键特征。Huh等人的经典研究甚至发现,机械牵拉会加剧IL-2引起的肺水肿,这一在动物模型中未被充分认识的机制,凸显了芯片模型在揭示人类特异性生物学现象方面的潜力。
身体芯片则更进一步,能够连接代表不同器官的芯片单元,模拟多器官间的相互作用。这在研究脓毒症等全身性疾病时尤为重要,因为它允许研究人员在受控条件下观察炎症信号如何在不同“器官”间传播,以及药物对多个靶器官的潜在疗效和毒性。
高级体外模型的一个突出优势是能够识别功能性的细胞表型,从而助力精准医疗。Yang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他们使用一个包含人肺微血管内皮并在流动条件下灌注脓毒症患者来源免疫细胞的芯片平台,分析了中性粒细胞的行为。根据中性粒细胞与内皮细胞粘附和迁移的模式,他们识别出三种不同的中性粒细胞表型:高免疫型、低免疫型和混合型。这些功能表型与患者的临床严重程度相关。这表明,此类芯片系统能够捕捉患者特异性的免疫失调,为脓毒症的内型分層(Endotyping)和个性化治疗提供了可能。
通过整合来自不同患者的细胞,这些模型能够反映个体在遗传、免疫和代谢方面的差异,将ICU患者的复杂性“搬进”实验室。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研究疾病轨迹和药物反应的个体间变异,有望克服当前重症治疗中“一刀切”的困境。
文章承认,动物模型在验证全身效应和进行临床前安全性评估方面仍然不可或缺。因此,作者提议的是一个两步走的协同策略:首先利用体外模型获得人类相关的机制见解并进行初步疗效筛选;然后将有前景的候选物在动物模型中进行系统性验证。
这一策略也与减少(Reduction)、优化(Refinement)和替代(Replacement)动物的3R原则高度契合。通过先在人类模型上进行筛选,可以聚焦后续的动物实验,减少所需动物数量(减少),并使动物实验设计更合理、信息量更大(优化)。从长远看,如果某些体外平台被证明具有高度预测性,甚至可能替代部分动物测试(替代),但这需要严格的验证和监管机构的认可。
当然,这一愿景的实现面临挑战,包括技术上的(如提高芯片的可扩展性、重现性,整合更复杂的生理反馈)、人才上的(需要跨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以及监管上的(需要监管机构如美国FDA对芯片数据给予更多认可)。值得欣慰的是,美国FDA现代化法案2.0(2022)已允许使用微生理系统等非传统临床前方法,为这一方向提供了政策支持。
作者提出,这一假设可以通过回顾性分析和前瞻性研究来检验。回顾性地,可以分析过去失败的药物研发案例,看器官芯片模型是否能基于人类特异性反应预测其失败。前瞻性地,可以设计对比研究,将一组候选药物通过传统的动物中心式管道推进,另一组则先经过器官芯片筛选再进入动物实验,然后比较两组在临床转化成功率上的差异。此外,从芯片模型中产生的机制性假设(如某个免疫内型对治疗无反应)可以在基因工程动物模型或分层设计的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Pierre等人提出的整合策略为克服重症医学研究的转化障碍提供了一个富有前景的框架。通过将患者来源的体外模型与动物研究协同运用,充分发挥前者在揭示人类特异性机制和个体差异方面的优势,以及后者在评估全身效应和安全性方面的价值,有望构建一条更具预测性的临床前研究路径。这不仅可能提高脓毒症、ARDS等重症新药研发的成功率,推动精准医疗在重症领域的实践,也符合伦理的3R原则,代表着未来转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最终,这一“双管齐下”的方法有望更可靠地将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能够改善重症患者预后的有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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