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运动装备对大学生持续进行体育锻炼的影响：一个由社会支持调节的体育锻炼动机中介模型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The impact of wearable sports equip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exercise persistence: a mediated model of physical exercise motivation moderated by social support

可穿戴设备通过锻炼动机中介和社会支持双重调节影响大学生锻炼坚持性，验证了技术干预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协同作用，为健康中国战略下的精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中国高校学生群体的运动参与度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当前，学生群体普遍存在运动坚持性不足的情况，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身体健康，也对整体社会的健康水平构成了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可穿戴运动设备（WSE）作为一种新兴的干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促进学生运动行为的研究与实践中。然而，尽管WSE在技术层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其实际效果仍可能受到个体心理因素和社会支持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理论框架，深入理解WSE对运动坚持性的具体作用机制，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研究结合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和社会支持理论，构建了一个中介模型，探讨WSE如何通过运动动机的中介作用影响高校学生的运动坚持性，同时分析社会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揭示WSE对运动行为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为高校制定更加精准的健康促进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WSE的使用显著预测了运动坚持性，而运动动机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则呈现出双重调节效应：一方面，它增强了WSE对运动坚持性的直接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削弱了WSE对运动动机的正向影响，以及运动动机对运动坚持性的预测作用。这些发现表明，WSE在提升学生运动行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其效果会受到社会支持水平的显著影响。

从技术角度来看，WSE具备数据追踪、实时反馈和行为激励等核心功能，这些功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运动状况，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行为控制能力。例如，通过实时监测步数、心率和热量消耗等数据，WSE能够让学生形成对自身运动状态的客观认知，这种认知有助于他们建立持续运动的信念。此外，设备内置的成就系统（如徽章、排行榜等）能够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方式，激励学生保持较高的运动频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单纯依赖技术反馈可能会导致“数据疲劳”，即用户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对重复性激励模式产生厌倦，从而降低对设备的依赖和运动积极性。因此，在设计WSE干预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如何平衡技术激励与个体心理需求，避免单一技术手段带来的局限性。

从心理机制来看，运动动机是WSE影响运动行为的关键因素。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运动动机可以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外在动机通常来源于外部奖励或压力，如完成运动任务获得积分或排名；而内在动机则源于个人对运动本身的兴趣和认同感。本研究发现，WSE的使用能够通过满足SDT提出的三个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感和联结感——来促进运动动机的内化，从而增强运动坚持性。例如，学生可以通过设定个人目标来满足自主性需求，通过设备提供的数据验证自身能力来增强胜任感，通过社交功能与他人互动来满足联结感。这些心理需求的满足，有助于形成稳定的运动习惯，提高运动行为的持续性。

然而，社会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会支持可以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家庭、朋友、同伴以及专业指导者等。在低社会支持环境下，WSE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运动动机，而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这种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这一现象可能与“动机挤出效应”有关，即当外部支持（如同伴鼓励）足够强时，个体可能会减少对技术激励的依赖，从而削弱WSE在促进运动动机方面的效果。此外，社会支持还能够增强WSE对运动坚持性的直接作用。在高社会支持的环境中，学生更容易受到外部激励的影响，从而更积极地参与运动活动。因此，WSE的干预效果并非单一，而是与个体所处的社会支持环境密切相关。

从实践角度来看，本研究的发现对高校健康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针对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学生群体，应重点加强运动动机的内化，通过个性化目标设定、虚拟挑战等方式，帮助他们建立内在的运动驱动力。例如，可以结合WSE的数据反馈，为学生制定符合其个人能力的运动计划，从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参与意愿。其次，对于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学生群体，WSE的直接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可以通过集体挑战、社交互动等功能，进一步强化其运动行为。此外，高校还可以将WSE的数据与学生的体能测试结果相结合，构建动态的健康档案，为不同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干预方案，从而提高整体干预的有效性。

在文化背景方面，本研究特别关注了中国高校学生的特点。由于中国社会更加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庭关系，家庭支持在运动动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家庭支持能够显著增强WSE对运动动机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能够提供情感上的认可和行为上的榜样，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接受和内化设备提供的反馈信息。因此，在设计WSE干预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将技术手段与社会支持相结合，形成更全面的干预体系。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的不同类型可能对运动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物质性支持（如共同锻炼）能够直接促进运动坚持性，而情感性支持（如鼓励和肯定）则更多地通过增强运动动机间接影响运动行为。因此，在实际干预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社交支持，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例如，对于缺乏家庭支持的学生，可以通过构建虚拟社区或在线支持网络，增强其社交互动和情感联结；而对于具备较强社会支持的学生，则可以进一步发挥WSE的技术优势，如通过数据分析和个性化建议，提升其运动效率和兴趣。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了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来自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六所综合性大学的1286名本科生作为样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探讨了WSE、运动动机和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问卷内容涵盖了WSE使用情况、运动坚持性、运动动机和社会支持等多个维度，确保了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研究使用了SPSS的PROCESS宏（模型59）进行数据处理，以检验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WSE的使用对运动坚持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运动动机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则呈现出复杂的调节效应，既增强了WSE对运动坚持性的直接作用，又削弱了WSE对运动动机的正向影响。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全面反映WSE对运动行为的长期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如基线-三个月-十二个月的跟踪研究，以更准确地评估WSE的持续干预效果。其次，研究样本仅涵盖了六所大学，未能充分考虑学科差异、年级差异以及地域差异等因素。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增加不同地区、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群体，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此外，研究未区分不同类型的WSE（如智能手环与智能手表）及其功能特性（如反馈频率、社交互动设计等），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设备特性对运动行为的影响，从而优化设备的功能设计和使用体验。

综上所述，WSE在促进高校学生运动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其效果受到运动动机和社会支持的显著影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个体的心理需求和社会支持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一方面，通过提升学生的运动动机，使其从外部激励逐步转向内在驱动，从而增强运动行为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增强社会支持，特别是家庭和同伴的支持，提高WSE的干预效果。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社会支持来源（如同伴、家庭、教练等）对运动行为的影响差异，并结合行为经济学原理，设计更加灵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应对“数据疲劳”等问题。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提升高校学生的运动参与度，也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