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前列腺癌男性的特征、治疗模式及医疗资源使用情况

《BJUI Compass》：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patterns and healthcare resource use of Finnish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

前列腺癌在芬兰2015-2019年新诊断患者中，28%被归类为转移性前列腺癌（mPC），其治疗以雄激素剥夺疗法（ADT）为主（92%），并伴随放疗（38%）和第一代抗雄激素（22%）。mPC患者全因医疗接触次数（61/年）显著高于非转移性患者（29/年）。研究指出需规范mPC的临床记录以准确评估疾病负担，同时治疗模式随时间推移变化，ADT使用率上升，第一代抗雄激素使用下降，第二代ARPIs使用增加。

　　### 介绍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 PC）是全球男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同时也是第五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据估计，每八名男性中就有一人会罹患前列腺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筛查手段的普及，前列腺癌的诊断率逐年上升。在芬兰，自1990年代引入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后，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在2000至2004年间达到高峰。尽管之后发病率有所平稳，但前列腺癌仍然是一种高发疾病。在PSA时代，大多数前列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处于局部阶段，然而，患者的死亡率并未显著下降，这表明虽然早期发现率提高，但疾病进展和治疗难度仍然存在。

前列腺癌根据其阶段和分级可分为非转移性（nmPC）和转移性（mPC）两种类型。非转移性前列腺癌通常具有较高的生存率，而转移性前列腺癌由于病情更为严重，患者的生活预期和生存率显著下降。因此，明确前列腺癌的诊断阶段和治疗模式对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和降低医疗负担至关重要。

在芬兰，前列腺癌的治疗指南建议，对于低风险的局部型前列腺癌，可以选择主动监测；而对于中高风险的患者，则推荐手术或放疗。此外，对于局部晚期前列腺癌，通常采用放疗与雄激素剥夺治疗（ADT）的联合方案。随着新型药物的出现，如第二代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ARPIs），如阿比特龙、恩杂鲁胺、阿帕鲁胺和达洛替胺，以及化疗药物卡巴他赛和骨靶向药物镭-223，前列腺癌的治疗策略也逐渐发生变化。

2021年，芬兰男性生殖系统癌症的总医疗成本估计为1.61亿欧元，其中前列腺癌的医疗支出是主要成本来源之一。虽然在2010年的一项横断面研究中，已经发现了非转移性和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之间在医疗资源使用上的显著差异，但目前尚无关于前列腺癌诊断后长期医疗资源使用的追踪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2015年至2019年间芬兰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模式和医疗资源使用情况，并追踪至2020年底，以更好地理解前列腺癌的医疗负担及其对公共健康系统的影响。

### 患者与方法

本研究基于芬兰的全国性健康注册系统，包括芬兰癌症登记处（FCR）、芬兰卫生与福利研究所（THL）、社会保险机构（Kela）和芬兰统计局（Statistics Finland）的数据。所有数据均通过唯一的个人识别码进行链接，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研究纳入了2015年至2019年间确诊为前列腺癌的男性，并追踪其治疗模式和医疗资源使用情况，直至2020年底。

研究中涉及的医疗资源包括住院和门诊诊断、门诊处方药物使用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其中，Gleason评分和住院期间药物使用信息仅在部分患者中可获得，这些信息来源于三个大型医院数据湖（如赫尔辛基和新乌西马医院、图尔库大学中央医院、库奥皮奥大学医院）。这些数据湖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医疗信息，但其覆盖范围有限，因此研究中的数据湖队列应被视为一个方便样本。

研究将患者分为非转移性和转移性两组。非转移性组包括在诊断后一年内未出现转移的患者，而转移性组则包括在诊断时即为转移性或在一年内发展为转移性的患者。此外，研究还分析了患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合并症等变量，并采用标准化差异（ASD）方法评估数据的代表性。

在数据处理方面，研究使用了R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变量，研究采用了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进行描述，而对分类变量则使用绝对和相对频率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不同队列之间的特征分布，研究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前列腺癌患者的整体情况和治疗需求。

### 结果

在2015年至2019年间，芬兰共有51,779名男性被诊断为前列腺癌，其中25,045名是新诊断的患者。在这些新诊断患者中，有28.2%被归类为转移性前列腺癌（mPC）或在诊断后一年内进展为转移性。此外，有1368名患者在诊断后一年内死亡，其中2.3%的死亡原因是前列腺癌。

在所有患者中，70%在诊断后一年内接受了主动治疗，包括放疗、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或雄激素剥夺治疗（ADT）。对于非转移性患者（nmPC），最常见的治疗包括放疗（31%）、ADT（25%）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25%）。而在转移性患者（mPC）中，ADT（92%）、放疗（38%）以及第一代抗雄激素药物（如比卡鲁胺和氟他胺）（22%）是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抗雄激素药物的使用率在研究期间有所下降，而第二代ARPIs的使用率则显著上升，这反映了治疗策略的逐步更新。

在医疗资源使用方面，转移性患者的医疗接触次数明显高于非转移性患者。非转移性患者的平均医疗接触次数为每患者年29次，而转移性患者的平均接触次数为每患者年61次。这表明转移性前列腺癌对医疗系统的负担更大，尤其是在住院和门诊服务方面。

此外，研究还发现，转移性患者的平均随访时间为3.1年，而所有患者中，有4116人（16.4%）在随访期间死亡。其中，1368人（5.5%）在诊断后一年内死亡，而其中42%的死亡原因是前列腺癌。对于数据湖队列中的患者，转移性癌症的死亡率（4.0/100 PY）低于整体队列，这可能与数据湖队列中患者的选择标准有关。

在教育水平方面，研究发现，整体队列中约有38.6%的患者仅接受过基础教育，而约30%的患者拥有高等教育。这表明，患者的教育水平与疾病诊断和治疗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转移性患者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早期筛查参与率较低有关。

在合并症方面，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存在至少一种合并症，而每十分之一的患者合并症数量达到3或以上。这表明，前列腺癌患者往往伴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还增加了治疗的复杂性和医疗成本。

### 讨论

本研究的发现揭示了芬兰前列腺癌患者在诊断阶段和治疗模式上的特点。首先，前列腺癌主要在局部阶段被诊断，但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比例仍然较高，尤其是在诊断后的第一年内。这一现象可能与筛查和诊断方法的改进有关，也可能反映了疾病本身的进展趋势。

其次，患者的教育水平和年龄分布对诊断和治疗模式有显著影响。高教育水平的患者更可能接受主动治疗，而低教育水平的患者则更倾向于接受保守治疗。这种差异可能与患者对疾病认知的差异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

在治疗模式方面，研究发现，非转移性患者的治疗方式在研究期间有所变化。放疗的使用率逐渐上升，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使用率则有所下降。这种趋势可能与患者对治疗选择的偏好、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对治疗效果的评估有关。对于转移性患者，ADT仍然是主要的治疗手段，但第二代ARPIs的使用率也在逐步增加，这表明治疗策略正在向更先进的药物转变。

医疗资源的使用情况也显示，转移性患者的医疗负担远高于非转移性患者。这不仅体现在医疗接触次数上，还表现在治疗费用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上。因此，提高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效果对于降低医疗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研究还发现，Cancer Comorbidity Index（CCI）在评估合并症负担时可能存在局限性。由于CCI仅基于有限的ICD编码，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低估了患者的合并症情况。为了提高准确性，研究采用了更广泛的ICD-10编码和社区医疗记录，以更全面地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

研究还指出，医疗资源的使用与治疗方式密切相关。在非转移性患者中，放疗和ADT的使用率较高，而在转移性患者中，ADT的使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这表明，雄激素剥夺治疗在转移性前列腺癌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数据湖队列可能并不完全代表所有患者，因为其纳入标准较为严格，导致部分患者被排除在外。此外，转移性疾病的诊断可能存在延迟，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收集和诊断方法，以更精确地评估前列腺癌的医疗负担。

### 方法学考虑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多种数据来源，包括芬兰癌症登记处（FCR）和赫尔辛基护理登记处（Hilmo），以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然而，由于数据湖的覆盖范围有限，我们无法完全追踪所有患者的治疗模式和医疗资源使用情况。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受到数据限制的影响。

此外，研究在识别转移性患者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部分患者可能在诊断后未能及时接受放疗或药物治疗，导致转移性疾病的误判。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优化诊断标准，以减少这种偏差。

在合并症的评估方面，研究采用了Cancer Comorbidity Index（CCI）和更广泛的ICD-10编码，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然而，CCI的局限性仍然存在，因为它仅基于有限的疾病编码，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患者的健康状况。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全面的评估方法，以更准确地衡量合并症对前列腺癌患者的影响。

最后，研究发现，医疗资源的使用情况与治疗方式密切相关。因此，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前列腺癌质量登记系统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前列腺癌的治疗模式和医疗负担。这不仅有助于优化治疗策略，还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芬兰前列腺癌患者在诊断阶段和治疗模式上的特点。尽管大多数患者在局部阶段被诊断，但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比例仍然较高，尤其是在诊断后的一年内。这种现象可能与筛查和诊断方法的改进有关，也可能反映了疾病本身的进展趋势。

在治疗模式方面，非转移性患者的治疗方式在研究期间有所变化，放疗的使用率逐渐上升，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使用率则有所下降。对于转移性患者，ADT仍然是主要的治疗手段，但第二代ARPIs的使用率也在逐步增加，这表明治疗策略正在向更先进的药物转变。

医疗资源的使用情况也显示，转移性患者的医疗负担远高于非转移性患者。因此，提高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效果对于降低医疗负担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还指出，患者的教育水平和年龄分布对诊断和治疗模式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医疗资源分配和治疗选择方面，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总之，本研究为芬兰前列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同时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改进的必要性。通过进一步完善数据收集和诊断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前列腺癌的医疗负担，并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