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运动员情绪调节、应对策略与职业倦怠的关联：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BMC Psychology》：Emotion regulation, coping strategies, and burnout among Chinese competitive athletes: a mixed-methods study

本研究针对中国竞技运动员面临的高压环境易引发职业倦怠的问题，探讨了情绪调节(TMMS)与应对策略(Brief COPE)对倦怠(RED-A)的影响。研究发现情绪清晰度、修复能力及适应性应对(如积极重评)可显著降低倦怠，而否认、自责等非适应性策略会加剧症状。通过混合方法揭示其内在机制，为制定针对性心理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体育世界里，运动员们长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高强度训练、残酷的竞争环境、以及来自各方的期望，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得许多运动员喘不过气。这种持续的身心消耗，最终可能导致一种专业现象——运动员职业倦怠（Athlete Burnout）。职业倦怠不仅表现为极度的身心疲惫，还会导致运动员成就感降低，甚至对曾经热爱的运动产生疏离感。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体育培养体制和强烈的为国争光期望，运动员面临的压力更为独特和复杂。然而，为什么在相似的压力环境下，有些运动员能够保持积极状态，而有些却陷入倦怠的困境？这背后究竟有哪些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左建玲和白益冰在《BMC Psychology》上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往的研究大多零散地探讨情绪管理或压力应对对运动员的影响，但很少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更缺乏对中国运动员这一特定群体的深入考察。研究人员意识到，要真正理解运动员职业倦怠的形成机制，需要采用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方法。因此，他们设计了一项结合量化统计和质性访谈的混合方法研究，旨在揭示情绪调节和应对策略如何共同影响中国竞技运动员的职业倦怠体验。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与广东、江苏、四川等多地的体育组织合作，招募了286名18-28岁的竞技运动员作为研究样本。这些运动员来自篮球、田径、游泳、体操、羽毛球等多种运动项目，竞技水平涵盖市/省级、地区级和国家级。所有参与者都符合以下条件：具有至少一年以上的系统训练经验，当前无伤病困扰，无精神健康疾病诊断史，并正在积极参与有组织的训练和比赛。

研究采用了几种经过验证的专业心理评估工具。情绪调节能力通过特质元情绪量表（Trait Meta-Mood Scale, TMMS）测量，该量表包含情绪注意、清晰度和修复三个维度。应对策略则使用简版COPE量表（Brief COPE Inventory）评估，涵盖积极应对、计划、积极重评、接受、幽默、宗教、情绪支持利用、工具支持利用、自我分心、否认、宣泄、物质使用、行为解脱和自责等14种策略。运动员职业倦怠症状通过缩减版耗竭抑郁和成就感降低量表（Reduced Exhaustion Depression and Reduced Accomplishment Scale, RED-A）测量，该量表专门针对运动员群体设计，评估情感耗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降低三个核心维度。

除了量化研究，研究人员还从参与问卷调查的运动员中 purposeful 选取了23名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体验。访谈内容围绕运动员的情绪调节策略、应对方式以及职业倦怠经历展开，为量化结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解释。

情绪调节与应对策略的关系

量化分析显示，情绪调节的不同维度与特定应对策略存在显著关联。情绪注意与积极应对（r=0.52）、计划（r=0.48）、积极重评（r=0.60）和情绪支持利用（r=0.55）呈正相关，表明关注自身情绪的运动员更倾向于使用适应性应对策略。情绪清晰度与计划（r=0.45）、积极重评（r=0.58）和接受（r=0.40）正相关，说明能清晰识别情绪的运动员更善于制定计划和调整认知。情绪修复能力则与寻求情绪支持（r=0.42）和工具支持（r=0.38）相关，显示情绪恢复能力强的运动员更愿意在困难时寻求帮助。

情绪调节、应对策略对职业倦怠的预测作用

层次回归分析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在控制年龄、性别和运动类型等人口学变量后（解释5%的方差），加入情绪调节变量使模型解释方差提高到26%。其中，情绪清晰度和修复能力对职业倦怠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而情绪注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当进一步加入14种应对策略后，模型总解释方差达到44%，说明应对策略对职业倦怠有重要的独立预测作用。

具体而言，计划、积极重评和情绪支持利用等适应性策略与较低的职业倦怠水平相关，而否认、自责等非适应性策略则与较高的职业倦怠症状相关。这一发现强调了培养适应性应对策略在预防运动员职业倦怠中的重要性。

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情绪调节影响职业倦怠的内在机制。积极重评在情绪清晰度与职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能够清晰识别情绪的运动员更可能通过积极重新解读困难情境来降低职业倦怠风险。另一方面，否认和自责在情绪修复与职业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说明情绪修复能力差的运动员更容易陷入否认和自责的恶性循环，从而增加职业倦怠风险。

情绪调节是一个动态过程

质性访谈结果丰富了量化研究的发现。运动员们描述情绪调节并非一成不变的特质，而是随着训练和比赛需求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主动调节和反应性调节两种形式。

主动调节涉及提前预测和准备应对情绪挑战的情境。一名国家级羽毛球运动员分享道："在大赛前，我总是花时间想象自己在场上的表现。我想象自己保持冷静和专注，即使面对强大对手或喧闹的观众。这帮助我控制紧张情绪，发挥出最佳水平。"这种前瞻性的情绪准备体现了运动员如何通过心理演练来增强情绪调控能力。

反应性调节则是对已发生情绪事件的应对。一名地区级篮球运动员描述了如何重新评估错失投篮后的挫折感："以前投丢球我会很自责，但现在我尝试重新看待这种情况。我告诉自己投丢是比赛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专注于下一回合和能从错误中学到什么。"这种认知重评展示了运动员如何实时调整对挫折的解读。

然而，情绪调节过程并非总是清晰的成功或失败。许多运动员描述了处于"模糊中间地带"的体验，他们努力应用应对技巧但效果有限。一名地区级排球运动员在失去主力位置后挣扎于信心重建："教练告诉我要'关注过程'并保持积极，我试了，真的试了。我会进行自我对话，'你能行，你会重回赛场的。'有些日子这能帮我完成训练，但另一些日子，这感觉空洞，像在欺骗自己。最终我只能戴上耳机，在回家路上大声放音乐，试图完全不去想它。这不是真正的否认，但也不是直面问题。我只是...卡在中间，努力维持正常功能。"这种叙述捕捉了情绪调节的复杂性，表明在实践中，运动员常常游走于适应性与非适应性策略之间的灰色地带。

应对策略的相互作用

运动员们描述了在应对竞技体育的压力和挑战时，会使用多样化的策略组合。这些策略包括问题聚焦应对、情绪聚焦应对和回避聚焦应对，它们常常交织使用。

问题聚焦应对涉及采取直接行动解决压力源。一名市/省级田径运动员解释了如何通过计划来管理繁重的训练安排："面对困难的训练计划时，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所以我把它分解成更小、更易管理的目标。这帮助我保持动力和专注，感觉不那么令人生畏。"

情绪聚焦应对则关注调节对压力的情绪反应。运动员们描述了通过寻求社会支持、积极重评和情绪表达等策略来管理感受。一名地区级体操运动员强调了社会支持的重要性："比赛前感到紧张或焦虑时，我会和队友或教练交谈。他们总是倾听并提供支持，这让我感觉更好、准备更充分。"

回避聚焦应对表现为从压力源中脱离。一名国家级游泳运动员承认偶尔使用回避来应对压力："有时压力太大时，我试着忽略它，假装不存在。就像我想暂时逃离一切。但我知道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总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质性数据还揭示了非适应性应对即使在有适应性倾向的运动员中也会出现。一名地区级田径运动员指出："我通常很善于保持积极，但当达不到自己的成绩标准时，我开始认为全是我的错——好像我训练不够努力或根本不适合这项运动。这种自我批评消耗着我，让我更难坚持下去。"这一体验表明，自我批评可能悄然出现，尽管运动员总体上情绪调节能力较强，但仍可能将修复努力与增加的职业倦怠风险联系起来。

职业倦怠的真实体验

访谈为运动员职业倦怠的体验提供了丰富的深入见解。职业倦怠被描述为一个涵盖身体、情绪和认知耗竭，以及玩世不恭、疏离感和成就感降低的多层面现象。

一名地区级游泳运动员描述了职业倦怠的情绪代价："这是一种空虚和幻灭感。好像我对运动失去了热情，一切都不再重要。我曾经热爱比赛，但现在感觉像苦差事。"这名运动员的体验凸显了职业倦怠常伴随的情绪耗竭和动力丧失。

另一名国家级羽毛球运动员描述了职业倦怠的认知影响："倦怠时，我感觉像在自动运行。训练中只是机械完成动作，没有同样的精力或热情。难以专注，会犯一些通常不会有的粗心错误。"这一体验展示了职业倦怠如何影响认知功能和表现。

一名市/省级体操运动员分享了职业倦怠如何影响她的人际关系："感到倦怠时，我倾向于从朋友和家人中退缩。不想社交，只想独处。好像在我关心的人和我自己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这一体验说明了职业倦怠可能导致的社会孤立。

质性数据还揭示了职业倦怠体验的个体差异性。一名国家级田径运动员描述了职业倦怠的突然发作："像开关被拨动。一天我还感觉良好，第二天就完全耗尽。没有精力，没有动力，只想退出。"相比之下，一名地区级篮球运动员描述了更为渐进的衰退："是慢性的。我开始感到越来越累，表现开始下滑。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倦怠了。"这种变异性强调了个性化预防和干预方法的重要性。

心理弹性与脆弱性的社会建构

访谈揭示了社会环境在塑造运动员情绪调节、应对和职业倦怠体验中的重要作用。质性数据凸显了心理弹性和脆弱性的社会建构，运动员与教练、队友、家人和朋友的互动影响着他们应对压力和逆境的能力。

支持性关系被描述为对抗职业倦怠的关键保护因素。感到社会网络支持的运动员报告在面对挑战时更有信心、动力和心理弹性。一名市/省级篮球运动员谈到教练的积极影响："我的教练真的很支持。他为我们谈论困难创造了安全空间，总是支持我们。我知道总能依靠他。"这名运动员的体验展示了支持性教练如何培养心理弹性和健康。

相反，非支持性或消极关系被确定为职业倦怠的促成因素。感到社会网络压力、批评或忽视的运动员报告对压力和职业倦怠更脆弱。一名国家级田径运动员向访谈者倾诉了来自父母的压力："感觉父母给我很大成功压力。他们用意是好的，但并不总是理解我面临的挑战，这让我感到孤立和孤独。"这名运动员的体验凸显了非支持性关系如何助长脆弱感和职业倦怠。

另一名地区级游泳运动员谈到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比较的负面影响："有时刷社交媒体，看到其他游泳运动员似乎做得比我好得多。让我感到不足和不够好。这是对我缺点的不断提醒。"这一体验说明了社会比较如何导致消极自我评价和脆弱性。

研究结果综合表明，情绪调节和应对策略在影响中国竞技运动员职业倦怠方面存在复杂互动。情绪清晰度和修复能力通过促进适应性应对策略（如积极重评）间接降低职业倦怠风险，而情绪调节困难则可能通过增加非适应性应对（如否认、自责）导致职业倦怠症状加剧。

这些发现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框架一致，该理论强调满足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性基本心理需求对维持内在动机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能够有效调节情绪并采用适应性应对策略的运动员更可能在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参与运动，从而降低职业倦怠风险。相反，情绪调节困难或依赖非适应性应对策略可能导致需求受挫，增加职业倦怠易感性。

研究结果对运动员心理健康干预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心理技能训练应针对情绪调节的不同维度，特别是情绪清晰度和修复能力的培养。其次，干预措施应帮助运动员发展多样化、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