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1年间204个国家和地区抑郁症负担的时空异质性：SDI分层、性别差异及未来预测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burden across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21: SDI stratification, gender disparities, and future projections

抑郁症全球负担加速增长及未来预测：基于COVID-19双压力轨道模型分析

　　抑郁症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心理疾病，对社会整体健康负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抑郁症在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群体中的分布特点，以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抑郁症负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新冠疫情对抑郁症负担的影响，并预测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制定精准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抑郁症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对社会功能和生产力造成显著损害。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常常伴随着较低的情绪状态、缺乏愉悦感、认知功能障碍以及严重的身体症状，这些症状使其成为全球最致残的心理疾病之一。此外，抑郁症还与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健康负担。更为严重的是，抑郁症被认为是自杀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因此，其对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胁不容忽视。

根据GBD 2021的数据，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了37.5%的总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这一比例远高于焦虑症（28.3%）。同时，全球抑郁症的患病人数也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1.82亿人增加到2021年的3.45亿人，增幅高达89.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趋势在2019年至2021年间尤为明显，尤其是在疫情爆发的地区、女性群体以及15至35岁的年轻人中。这表明，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加重了抑郁症的流行，还对特定人群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疫情的爆发带来了多种压力源，包括广泛的隔离、教育中断、失业危机以及丧亲之痛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抑郁症的新发病例显著增加，同时加剧了已有患者的复发风险。研究还发现，尽管抑郁症的流行率在高社会经济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 SDI）地区有所上升，但这些地区的负担增长幅度远大于低SDI地区。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地区在应对疫情时所采取的措施、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程度以及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密切相关。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性别和年龄方面的显著差异。女性在各个年龄段的抑郁症负担普遍高于男性，特别是在10至14岁的青少年群体中，疫情带来的影响尤为明显。数据显示，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在2019年至2021年间，抑郁症的患病率增长率达到0.230，这一数值远高于男性。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年群体（尤其是40至50岁的女性）逐渐成为抑郁症的新发病例的主要来源。这一趋势表明，中年群体在面对长期压力和突发危机时，其心理健康状况更容易受到冲击，从而导致抑郁症的高发。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双压力轨迹”框架，旨在深入分析抑郁症在中年群体中的高发原因。该框架认为，中年群体的脆弱性来源于两个相互作用的路径：一是长期存在于中年生活中的慢性压力，如职业和经济负担的高峰、多代家庭中的照护责任等；二是疫情等突发危机所引发的急性压力，这些压力对中年群体原有的心理负担产生了显著放大效应。通过结合长期趋势和疫情冲击数据，本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年群体在抑郁症流行中的核心地位，还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这一问题，本研究利用了GBD 2021提供的高分辨率数据，覆盖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从1990年到2021年。通过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研究者能够准确计算出各地区的年度百分比变化（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APC）和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Average APC, AAPC），并评估其95%置信区间（95% CIs）。此外，研究还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Bayesian age-period-cohort model），对2022年至2050年的抑郁症负担进行了预测。这些方法的结合使得研究能够更精确地捕捉到不同因素对抑郁症流行的影响，并为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持。

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抑郁症负担在1990年至2021年间持续上升，尤其是在2019年至2021年间，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显著。具体而言，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ASPR）、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SIR）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ASPR增长了11.3%，AAPC为0.36%；ASIR增长了15.6%，AAPC为0.63%；DALYs增长了13.4%，AAPC为0.43%。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增长，还揭示了其在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群体中的差异性。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高SDI地区的抑郁症负担增长最为显著，这可能与这些地区在应对疫情时所面临的更高压力和更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例如，在美国，全球抑郁症负担的增长幅度最大，而新加坡则表现出最为显著的下降趋势。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国家在公共卫生政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以及社会支持体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密切相关。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国家中约有70%的抑郁症患者能够获得治疗，而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仅为12%。这种服务可及性的差距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还加剧了抑郁症的慢性发展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趋势，还通过系统分析疫情对这一趋势的影响，为制定精准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者认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中年群体，尤其是在高SDI地区，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干预措施，以应对日益加剧的抑郁症负担。同时，对于低SDI地区，应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以减少因服务缺失而导致的疾病慢性化和劳动参与率下降。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性别差异在抑郁症负担中的重要性。女性在各个年龄段的抑郁症负担普遍高于男性，特别是在10至14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这一差距尤为明显。因此，未来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应更加关注女性群体，尤其是在疫情等突发危机下，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容易受到冲击，需要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同时，对于中年女性群体，特别是40至50岁的女性，应重点关注其在职业、家庭和经济压力下的心理健康状况，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减少其抑郁症的高发风险。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首次提出了“双压力轨迹”框架，并通过结合长期趋势和疫情冲击数据，对抑郁症的流行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一框架不仅揭示了中年群体在面对长期压力和突发危机时的脆弱性，还为制定精准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外，研究还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对2050年的抑郁症负担进行了预测，这一模型能够综合考虑不同因素对疾病流行的影响，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预测结果。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多种先进的统计分析技术，包括Joinpoint回归和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这些方法的结合使得研究者能够更精确地评估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群体的抑郁症负担变化趋势，并预测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此外，研究还利用了GBD 2021提供的高分辨率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从1990年到2021年，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研究的结论表明，新冠疫情的爆发显著加剧了全球抑郁症负担的增长，使得这一趋势呈现出“双轨”模式。一方面，疫情的爆发导致了抑郁症的急剧上升，尤其是在高SDI地区；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中年压力与突发危机的叠加效应，使得中年群体（尤其是40至50岁的女性）成为抑郁症的新发病例的主要来源。因此，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这些高风险群体，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应对日益加剧的抑郁症负担。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在高收入国家，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较高，而低收入国家则面临严重的服务缺失问题。这种服务可及性的差距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还加剧了抑郁症的慢性发展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因此，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低收入国家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以减少因服务缺失而导致的疾病慢性化和劳动参与率下降。

最后，本研究的成果为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通过系统分析新冠疫情对抑郁症负担的影响，并预测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研究者希望能够为公共卫生部门提供更加精准的干预措施，以应对日益加剧的抑郁症负担。同时，研究还强调了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在抑郁症负担中的重要性，认为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女性群体和中年群体，以减少其在疫情等突发危机下的心理负担。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抑郁症的流行趋势，还为制定精准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