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欺凌对男护士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与负面评价恐惧的调节效应

《BMC Nursing》：Workplace bully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male nurs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 eng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本研究针对男护士在工作场所欺凌(WPB)中职业认同(PI)受损的突出问题，探讨了工作投入(WE)的中介机制及负面评价恐惧(FNE)的调节作用。通过对369名男护士的横断面调查，发现WPB通过降低WE部分中介了对PI的负面影响，而FNE显著调节了WPB与WE/PI的关系。研究为制定针对性的职业支持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稳定护理队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全球护理人力资源短缺的背景下，男护士作为护理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稳定性对医疗服务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男护士在女性主导的护理职业环境中面临着独特的挑战。研究表明，男护士仅占全球护理队伍的约10%，在中国这一比例更低，仅为3.5%。这种性别比例失衡使得男护士在工作场所中更容易成为欺凌目标，进而影响其职业认同和工作投入。

工作场所欺凌(WPB)被定义为针对个人或群体的重复性不合理行为，可能导致心理、生理或经济伤害。在医疗行业，护士遭受WPB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亚洲地区报告的发生率高达55.2%-91%。对于男护士而言，其在非传统性别职业中的少数地位增加了遭受欺凌的风险，这可能进一步削弱其职业认同，加剧护理人员流失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佟宇浩等人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旨在探讨WPB对男护士职业认同(PI)的影响机制，特别关注工作投入(WE)的中介作用和负面评价恐惧(FNE)的调节效应。该研究发表于《BMC Nursing》期刊，为理解男护士职业发展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采用非随机便利抽样方法，于2025年1月至3月从四川省九所三级综合医院招募了369名男护士。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系列经过验证的量表进行数据收集，包括负面行为问卷修订版(NAQ-R)评估工作场所欺凌，护士职业认同量表(PIS)测量职业认同，乌特勒支工作投入量表(UWES)评估工作投入，以及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FNE)测量负面评价恐惧。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和PROCESS宏程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结果

男护士职业认同现状

研究对象的平均职业认同得分为102.73±20.64，处于中等水平。单因素分析显示，硕士及以上学历、担任护士长或护理组长职务、月收入超过8000元人民币、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以及未值夜班的男护士职业认同得分显著较高。这些结果表明，职业发展机会、经济报酬和工作条件对男护士的职业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工作场所欺凌与工作投入(r=-0.323, p<0.001)和职业认同(r=-0.357, p<0.001)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正相关(r=0.246, p<0.001)。工作投入与职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574, p<0.001)，与负面评价恐惧呈负相关(r=-0.493, p<0.001)。这些结果为后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奠定了基础。

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工作投入在工作场所欺凌与职业认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场所欺凌对职业认同的总效应为-0.890，其中直接效应为-0.477(占总效应的53.60%)，通过工作投入的间接效应为-0.413(占总效应的46.40%)。这一发现表明，工作场所欺凌不仅直接负面影响男护士的职业认同，还通过降低其工作投入水平间接影响职业认同。

负面评价恐惧的调节作用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负面评价恐惧显著调节了工作场所欺凌与工作投入、工作场所欺凌与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低负面评价恐惧水平下，工作场所欺凌对工作投入(简单斜率=-0.819, t=-5.957, p<0.001)和职业认同(简单斜率=-0.636, t=-4.361, p<0.001)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Johnson-Neyman分析进一步确定了调节效应的临界值：当负面评价恐惧得分低于44.30时，工作场所欺凌对工作投入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当得分低于45.09时，对职业认同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工作场所欺凌影响男护士职业认同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支持了基于资源守恒理论(COR)的理论框架，表明工作场所欺凌作为一种慢性压力源，会消耗男护士的心理资源，导致工作投入水平下降，进而削弱其职业认同。

负面评价恐惧的调节作用为理解个体差异在应对工作场所压力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中等水平的负面评价恐惧可能是一种适应性机制，使个体能够更好地监测和调整社会行为，从而减轻工作场所欺凌的负面影响。然而，当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过高时，这种保护作用可能会减弱，甚至加剧工作场所欺凌的负面效应。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护理管理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干预方向。医疗机构应重视工作场所欺凌的预防和干预，同时关注男护士的工作投入水平和心理状态。特别是对于负面评价恐惧较高的个体，应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帮助其建立健康的应对机制。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样本仅来自四川省的医院，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未控制组织气候、管理支持等潜在混淆变量也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本研究为理解男护士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对制定针对性的职业支持措施、促进护理队伍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其他潜在的中介和调节变量，为构建更全面的理论模型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