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前教育手册干预对父亲产后抑郁风险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a childbirth and parenting booklet intervention on p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risk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18日 来源: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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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父亲产后抑郁(PPPD)这一全球性但未被充分重视的问题,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探讨在产前向准父亲分发育儿手册能否降低PPPD风险。结果显示,干预组PPPD发生率为7.2%,对照组为9.8%(p=0.40),未达统计学显著性;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风险降低但不显著(OR=0.70, 95% CI=0.34-1.42)。研究表明,单纯分发手册可能不足以降低PPPD风险,提示未来需开发更个性化、互动性或易于获取的干预措施。

  
在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喜悦背后,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正悄然影响着许多家庭——父亲产后抑郁(P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PPPD)。尽管研究表明父亲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与母亲相当,全球患病率约为10%,日本相关研究报告的发病率在11.3%-17.0%之间,但这一心理健康问题在临床实践中却很少得到系统性的筛查和关注。父亲产后抑郁不仅影响父亲本人的身心健康,还会对家庭关系、子女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与母亲产后抑郁已被正式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不同,父亲产后抑郁尚未成为独立的临床诊断类别。这种"隐形"问题往往因父亲在围产期缺乏连续性的医疗关注而被忽视。已有研究指出,父亲抑郁会增加儿童虐待风险、导致子女出现抑郁症状,并损害 parenting behaviours(育儿行为)。当父亲抑郁与母亲抑郁共同发生时,家庭压力会进一步放大。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探讨是否可以通过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在产前向准父亲分发育儿手册——来降低父亲产后抑郁的风险。这项研究发表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期刊上,由Yuichi Ichinose等学者共同完成。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两臂平行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在日本爱知县一家产科诊所进行。研究人员招募了妊娠28-32周的准父母夫妇,最终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包含236对和234对夫妇。干预组在妊娠32-34周时通过邮寄方式收到一本 childbirth and parenting booklet(分娩与育儿手册),而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主要结局指标为产后1个月或3个月时父亲抑郁的发生率,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进行评估,以得分≥8分作为抑郁风险的临界点。次要结局包括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婚姻质量、工作家庭平衡等多方面指标。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与基线比较
研究共评估了1,376对夫妇,其中577对同意参与(52.6%)。随机分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有236名和234名父亲完成随访。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2.9岁(标准差SD=5.03),配偶平均年龄为30.7岁(SD=4.27)。大多数父亲从事全职工作(干预组89.8%,对照组85.9%),平均每日工作时间约9小时。两组在基线特征上基本平衡,但配偶当前工作状态、与 extended family(扩展家庭)同住情况以及配偶精神疾病史存在显著差异。
父亲产后抑郁的主要分析
总体而言,8.5%的父亲在产后1个月或3个月被定义为存在PPPD风险(EPDS≥8)。具体到3个月时,干预组和对照组的PPPD发生率分别为7.2%和9.8%,但这一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0.40)。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干预与PPPD风险降低相关,但结果仍不显著(OR=0.70, 95% CI=0.34-1.42)。敏感性分析(包括完整病例分析和将缺失数据视为阳性的分析)结果与主要分析一致,均未发现显著差异。
次要结局分析
在父亲方面的次要结局(包括生活质量、婚姻质量、工作家庭互动、亲子 bonding(联结)、育儿行为以及儿童虐待风险)上,干预组与对照组之间均未观察到显著差异。母亲方面的EPDS评分在干预组(10.6%)和对照组(14.5%)间也无显著差异,尽管干预组比例较低。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产前向父亲分发育儿手册并未显著降低PPPD风险。尽管风险降低的趋势存在(OR=0.70),但缺乏统计学效力可能源于多种因素。首先,实际干预依从性可能不足——约30%的干预组父亲报告未阅读手册,且研究未设置强制性的参与或跟踪机制。其次,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特别是父亲长时间工作的现状(本研究中父亲平均日工作约9小时,超过全国平均40小时/周),可能限制了父亲参与育儿和消化干预内容的时间与精力。日本政府数据显示,2022年父亲育儿假休假率仅为30.1%,远低于母亲的84.1%,这种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冲突可能本身就是PPPD的风险因素。
此外,本研究观察到的PPPD发生率(8.5%)低于预期(基于文献的13.6%-16.7%),可能与排除了有精神疾病史或正在接受治疗的参与者有关。18.5的失访率(高于预期的15%)也可能影响统计效力。
尽管本干预措施未显示显著效果,但大多数阅读手册的父亲认为其内容有帮助(89.4%),提示教育材料本身具有价值。未来研究可考虑增加互动组件、数字化交付(如移动应用)或个性化支持,以提高参与度和效果。同时,医疗专业人员更积极地认可父亲角色、工作场所改革以及社会对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文化转变,对于有效预防PPPD可能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父亲围产期心理健康的干预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强调了简单教育材料的局限性,并指明了未来需要更多元、更深入支持模式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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