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儿童COVID-19疫苗接种影响因素:一项基于低覆盖率地区的定量调查

《BMC Public Health》:Factors influencing pediatric COVID-19 vaccination uptake: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18日 来源:BMC Public Health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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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菲律宾5-11岁儿童COVID-19疫苗接种率低下的问题,通过横断面调查揭示了影响看护人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疫苗接种的促进因素包括对疾病的防护意识、政府规定和医护人员推荐;而阻碍因素主要为疫苗安全性担忧、儿童年龄及接种意愿。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升疫苗接种覆盖率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COVID-19大流行对公共卫生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成人面临严重健康威胁,儿童群体也深受影响。尽管儿童感染COVID-19后症状通常较成人轻微,但疫情对儿童的教育、家庭经济稳定及其他健康状况(如营养不良加剧、常规疫苗接种率下降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应对这一全球健康危机,COVID-19疫苗应运而生,最初推荐给高风险群体和健康成人接种,随后于2022年初在全球范围内授权用于5-11岁儿童。菲律宾政府也于2022年2月启动了该年龄段的疫苗接种工作。
然而,与成人接种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菲律宾5-11岁儿童的COVID-19疫苗接种覆盖率持续低迷。截至2023年2月,全国仅有38.2%的该年龄段儿童完成了基础免疫接种,在某些地区如MIMAROPA(IV-B区),接种率甚至低至23.6%。这种低覆盖率现状引发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深切担忧,因为即使COVID-19疫苗在减少传播方面的效果有限,其对儿童,特别是存在基础健康问题的高风险儿童,预防重症COVID-19的直接保护作用仍然至关重要。低接种率不仅影响当前疫情控制,更对未来大流行病的疫苗规划敲响了警钟。
在此背景下,理解并解决影响菲律宾儿童COVID-19疫苗接种的因素显得尤为迫切。尽管其他国家已有研究报道了影响看护人接种意愿的多种因素,如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信息缺乏、儿童疾病风险感知度低以及社交媒体错误信息等,但在菲律宾本土,关于儿童COVID-19疫苗接种的社会和行为驱动因素的数据却十分有限或缺失。因此,Maria Margarita Lota等研究人员在《BMC Public Health》上发表了题为“Factors influencing pediatric COVID-19 vaccination uptake: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in the Philippines”的研究论文,旨在确定菲律宾5-11岁儿童COVID-19疫苗接种的促进因素和障碍。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研究设计为基于社区的横断面调查,于2023年7月至10月期间在菲律宾三个COVID-19疫苗覆盖率较低的地区(IV-B区、V区和VIII区)的12个市镇、24个社区(Barangay)进行。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共招募了546名拥有5-11岁儿童的看护人作为有效样本。数据收集通过面对面的自填式问卷调查完成,问卷工具融合了美国疾控中心疫苗信心调查题库、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犹豫矩阵问题以及WHO疫苗接种行为与社会驱动因素调查的核心内容。数据分析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逻辑回归方法,使用STATA/SE统计软件,以识别与疫苗接种相关的因素,并控制了市镇层面的差异。
结果
看护人社会人口学特征与疫苗接种状态
在538名纳入分析的看护人中(8人信息缺失),仅有143名(26.2%)看护人至少为一名孩子接种了COVID-19疫苗,而395名(73.4%)看护人没有为孩子接种。接种组与未接种组的看护人在年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接种组的看护人更多集中在30-45岁年龄段(67.1%),而未接种组的看护人则在18-29岁年龄段比例较高(33.9%)。两组看护人均以女性为主(>96%),大多数已婚或同居(>90%),信仰天主教(>82%),且教育程度以中学水平为主(约60%)。超过半数的看护人处于失业状态(56.8%)。
疫苗接种的促进因素
对于为孩子接种疫苗的看护人,其最主要的动机是保护孩子免受COVID-19感染(93.7%)。其次,政府关于学校、旅行和社交活动等方面的规定和限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48.3%)。此外,医护人员(HCWs)的推荐也是关键因素之一(19.6%)。在认知层面,这些看护人普遍表现出较高的疫苗信心(79.0%)、较高的感知疫苗益处(81.1%)和较高的感知接种需求(78.3%)。
非疫苗接种的障碍因素
在没有为孩子接种疫苗的看护人中,首要原因是对于疫苗安全性的不信任和对于副作用的恐惧(58.5%)。其次,相当一部分看护人认为孩子年龄太小(25.3%)。值得注意的是,孩子自身不愿意接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8.2%)。其他障碍还包括孩子生病(12.2%)、社区负面信息(9.4%)等。在认知上,这些看护人对疫苗副作用严重性的担忧(35.7%)、对COVID-19疫苗接种的低感知需求(21.5%)以及对学校强制接种要求的不同意(26.3%)更为普遍。
信息来源渠道
总体而言,看护人关于COVID-19疫苗接种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菲律宾卫生部(DOH)的公告(74.5%)、地方政府单位(LGUs)/健康中心及医护人员(58.0%)以及大众媒体(29.9%)。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孩子的疫苗接种状态如何,DOH都是最主要的信源。然而,在接种组,LGU/健康中心和医护人员是第二大信源(56.6%),而在未接种组,大众媒体是第二大信源(59.4%),LGU/健康中心和医护人员位列第三(45.1%)。
与疫苗接种相关的因素
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了市镇效应后,看护人的年龄和感知需求与为孩子接种COVID-19疫苗显著相关。与18-29岁的年轻看护人相比,30-45岁看护人为孩子接种的几率高出约3倍(aOR = 3.00),46-59岁看护人的几率也显著更高(aOR = 2.65)。在感知需求方面,那些不同意“我的孩子不需要COVID-19疫苗”这一说法的看护人(即认为接种有必要),其为孩子接种的几率是持中立态度看护人的近4倍(aOR = 3.78)。此外,同意“5-11岁儿童应接种COVID-19疫苗”的看护人,其接种几率也显著更高(aOR = 2.56)。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菲律宾5-11岁儿童看护人关于COVID-19疫苗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清晰地指出,推动疫苗接种的主要动力源于对疾病的防护意识、政府相关法规的引导以及医护人员的专业推荐。相反,阻碍疫苗接种的核心障碍则集中在疫苗安全性的担忧、对孩子年龄过小的顾虑以及孩子自身的抵触情绪上。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实践意义。首先,针对安全性质疑,需要加强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通过培训医护人员、社区领袖和同伴教育者,清晰、透明地传达疫苗的获益与风险信息,特别是要应对2017年登革热疫苗(Dengvaxia)事件后可能持续存在的公众信任危机。其次,健康促进材料应侧重于阐述COVID-19疫苗对儿童的直接保护价值,并考虑采用真实故事和叙事方式,而非单纯罗列数据和事实,以有效提升看护人的感知接种需求。再者,对于孩子不愿接种的问题,可以借鉴菲律宾已尝试的创建儿童友好型接种点等经验,改善服务体验,并考虑将COVID-19疫苗与其他常规儿童疫苗共同接种,提供更灵活的接种时间以方便在职父母。
此外,研究强调了不同信息渠道影响力的差异。虽然DOH是首要信源,但未接种组看护人更依赖大众媒体,这凸显了打击错误信息、通过权威渠道传播准确信息的紧迫性。看护人年龄和感知需求的显著关联也提示,干预措施需要更具针对性,例如对年轻看护人提供更深入的信息支持和决策辅助。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菲律宾乃至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通过深刻理解影响看护人疫苗接种决策的社会和行为驱动因素,公共卫生决策者和项目实施者能够制定出更加精准、有效的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当前COVID-19疫苗在学龄儿童中的接种率,其经验教训也可为改善常规国家免疫规划(NIP)疫苗的接种工作提供借鉴,最终更好地保障儿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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