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成年人体重管理营养知识、节食自我效能与饮食模式的关联性研究

《BMC Public Health》：Association of dieting self-efficacy, weight management nutrition knowledge, physical activity, and dietary pattern among Turkish adul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针对肥胖和不良饮食导致的非传染性疾病高发问题，探讨了土耳其成年人群体重管理营养知识(WMNKQ)、节食自我效能(DIET-SE)与饮食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横断面调查发现，高营养知识与高自我效能反而与较差的饮食模式呈负相关，揭示了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行为悖论，为制定针对性营养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不健康饮食和肥胖已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首要因素。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1年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占全球非疫情相关死亡的75%，其中肥胖、心血管疾病和2型糖尿病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土耳其的肥胖问题尤为突出，根据《2025年世界肥胖地图》最新数据，该国成年人口中肥胖率高达34%，远高于许多欧盟国家。这一严峻形势促使研究者深入探索影响饮食行为的关键心理认知因素。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营养知识或自我效能的独立作用，但两者如何协同影响饮食模式尚不明确。土耳其阿塔图尔克大学的Alptekin和Duman团队意识到，个体可能掌握营养原理却缺乏实践信心，或具备改变意愿但缺少科学知识，这种认知与行为的脱节正是干预策略的突破口。为此，他们在《BMC Public Health》发表了针对1457名19-64岁土耳其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创新性地将体重管理营养知识问卷(WMNKQ)与节食自我效能量表(DIET-SE)结合，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构建饮食模式评分，并采用路径分析解析变量间的中介机制。

研究团队采用多阶段混合方法：首先通过验证量表（包括DIET-SE量表和WMNKQ问卷）收集心理认知数据，使用简短食物频率问卷(FFQ)评估饮食摄入，并借助国际体力活动问卷短版(IPAQ-SF)记录运动量；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从14种食物组中提取核心饮食模式，采用偏Spearman相关分析控制年龄性别混杂因素；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使用AMOS软件）验证变量间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所有统计分析均考虑非正态分布特点，采用Bootstrapping法确保结果稳健性。

样本特征与量表信度

研究纳入的1457名参与者平均年龄24岁，肥胖率为10.2%。性别比较显示男性体重、BMI显著高于女性（p<0.001）。DIET-SE总量表Cronbach's α达0.903，WMNKQ为0.718，证实工具可靠性。值得注意的是，35.8%的参与者因IPAQ数据不完整被排除，但敏感性分析显示该群体与纳入样本在主要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相关性分析

调整年龄性别后，WMNKQ与DIET-SE呈微弱正相关（ρ=0.12, p<0.01），但二者均与饮食模式评分负相关（ρ=-0.22和-0.15）。体力活动（MET-min/week）与饮食行为指标无显著关联，提示运动与饮食选择可能分属不同行为体系。

多元回归模型

在包含936名有效样本的模型中，DIET-SE（β=-0.208）和WMNKQ（β=-0.131）均独立预测较差的饮食模式（p<0.001）。女性、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与WMNKQ得分正相关，而年龄增长与饮食质量下降相关。BMI分层分析显示，这种负向关联在不同体重人群中一致存在。

路径分析

WMNKQ通过提升DIET-SE（β=0.134）间接导致饮食模式恶化（β=-0.199），同时保留直接负向路径（β=-0.127），证实自我效能的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知识→信心→行为”的传导机制可能存在目标偏离。

研究结论挑战了传统认知：高营养知识和高节食自我效能并未带来更优饮食模式，反而与低质量饮食相关。这种悖论可能源于DIET-SE量表侧重“限制性饮食”能力（如抵抗高热量食物诱惑），而非促进均衡膳食。路径分析进一步表明，知识可能强化了针对体重控制的自信，却未转化为全面营养素养。此外，社会人口因素（如女性、高学历）对知识储备的积极影响与饮食实践的脱节，凸显了环境因素在行为转化中的制约作用。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突破单一维度干预的局限，强调需将知识教育与行为心理学结合，特别在土耳其等高肥胖风险地区，应设计同时提升实践技能与情境应对能力的综合方案。未来研究需通过纵向设计追踪认知与行为的动态关系，并开发能区分“限制性”与“建设性”自我效能的评估工具，为精准营养干预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