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2S/GBTQ+人群在政府调查中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披露意愿的社区研究：2012-2019年趋势分析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Willingness to disclose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on federal government surveys: A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study with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men and nonbinary and Two-Spirit people in Canada

【编辑推荐】为评估政府健康调查中2S/GBTQ+人群身份披露偏差，研究者通过社区调查分析2012-2019年性取向/性别认同披露意愿变化。结果显示：性取向披露率从69.5%升至86.0%，但双性恋/异性恋群体披露率仍较低；85%的跨性别者愿披露性别身份。表明政府数据存在显著低估，需改进调查方法以准确反映少数群体健康需求。

　　

在公共卫生研究领域，政府主导的人口健康调查是了解边缘化群体健康不平等现象的重要数据来源。然而，当调查对象涉及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以及非二元性别和双灵人群（2S/GBTQ+）时，这些调查面临着特殊的挑战。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偏见，这些性少数和性别少数群体成员可能对在政府调查中披露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身份心存顾虑，这种担忧可能导致调查数据出现错误分类偏差，进而影响对群体健康状况的准确评估。

更具体地说，当2S/GBTQ+个体因担心隐私泄露或对政府机构不信任而选择不披露真实身份时，政府数据集就会系统性低估这一人群的实际规模。这种低估不仅影响人口规模估计的准确性，还可能掩盖群体内部的健康差异，导致公共卫生资源和政策支持无法精准投向最需要的群体。以往研究表明，社区调查中2S/GBTQ+人群的身份披露率可能高于政府调查，但这种差异的程度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在这一背景下，由Kai Jacobsen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旨在探究加拿大2S/GBTQ+人群在联邦政府调查中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披露意愿。研究特别关注了从2012年到2019年间这一意愿的变化趋势，并分析了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间的差异。这项研究结果发表于《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为理解政府调查中的数据偏差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团队采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开展调查。他们分析了2012年和2019年两轮“Sex Now”调查的数据，这是一个由社区研究中心（CBRC）开展的全国性横断面在线调查，专门关注2S/GBTQ+人群的健康与福祉。研究通过计算频率和患病率比率（PR）来评估参与者在加拿大统计局调查中披露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可能性，并使用了对数二项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样本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交友平台和社区合作伙伴组织招募，确保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研究结果揭示了丰富的发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性取向披露意愿的时序变化

研究发现，2019年有86.0%（95% CI[85.4, 86.7]）的参与者表示愿意在加拿大统计局调查中披露自己的性取向，这一比例较2012年（69.5%，95% CI[68.5, 70.4]）有显著提高，绝对增幅达16.6%（95% CI[15.4, 17.8]）。这一增长可能与加拿大社会对性少数群体接受度的普遍提高有关。然而，尽管整体披露意愿上升，仍有14%的参与者在2019年表示不太可能披露自己的性取向，表明政府调查中的数据偏差问题依然存在。

不同亚群体的披露差异

分析显示，性取向披露意愿在不同亚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自称双性恋、异性恋或异性倾向（heteroflexible）的参与者，以及与女性有恋爱关系的参与者，以及未“出柜”（即未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参与者，其披露性取向的意愿明显较低。2019年，仅有62.5%的异性恋认同者、62.9%的异性倾向者和66.3%的双性恋者表示会披露性取向，而自认纯粹为同性恋的参与者中这一比例高达93.0%。与女性有恋爱关系的参与者中，仅约一半表示会披露性取向，远低于单身或与男性有关系的参与者。此外，完全不出柜的参与者中只有34.6%愿意披露性取向，而对多数人或所有人出柜的参与者中这一比例高达96.4%。

性别认同披露情况

在跨性别男性、非二元性别和双灵参与者中，2019年有85%表示愿意在政府调查中披露自己的性别认同。进一步分析发现，HIV阳性者和19-29岁的年轻人更可能披露其性别认同。然而，在跨性别、非二元性别和/或双灵参与者群体内部，不同性别认同、双灵身份或跨性别状态之间的披露意愿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披露意愿还受到多种人口学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 younger参与者、HIV阳性参与者更可能披露性取向。同时，披露意愿还因省份、居住地（城乡）、收入、教育程度、民族等因素而异。这些差异表明，政府调查中的数据偏差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集中在特定亚群体中，这可能进一步扭曲对2S/GBTQ+人群健康需求的理解。

研究的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这些发现的意义。尽管2012年至2019年间2S/GBTQ+人群在政府调查中的性取向披露意愿有显著提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不披露。特别是那些身份认同、行为表现和吸引力不完全符合传统分类的“分支性”（branched sexuality）个体，如自认异性恋但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他们在政府调查中可能被错误分类为异性恋者，导致这一亚群体的健康需求被系统性忽视。

研究指出，加拿大统计局2023年采用的性取向标准仅测量“个人如何描述自己的性行为”，如“异性恋、 lesbian、同性恋、双性恋或泛性恋”，而不再包含性行为测量。这种单一维度的测量方法可能无法准确捕捉性取向的复杂性。此前有研究估计，约有16%曾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会被加拿大统计局的单一项性取向问题归类为异性恋者，而本研究显示37%的自认异性恋但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不愿向加拿大统计局披露性取向，表明实际误分类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在性别认同测量方面，研究注意到加拿大2021年人口普查引入了新的性别测量方法，要求受访者报告出生时的性别（男性或女性）和当前性别认同（男性、女性或其他）。然而，一些愿意披露性别认同的个体可能不愿报告出生性别，导致他们被错误分类为顺性别者。此外，将双灵身份者简单归入“非二元性别”或“LGB+类别”的做法，忽视了双灵身份的独特文化意义， perpetuating了对原住民群体的殖民性抹除。

研究还讨论了方法论上的局限性。Sex Now调查主要通过“男性间性行为”相关平台招募参与者，可能未能充分代表不与在线2S/GBTQ+社区连接的个体。此外，研究测量的是披露意愿而非实际行为，实际调查中的问题措辞和上下文可能进一步影响披露行为。研究的非概率样本可能 overrepresent某些群体（如同性恋认同者），underrepresent其他群体（如与女性有关系的个体），因此实际披露率可能低于研究估计。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政府调查中2S/GBTQ+人群身份披露存在的系统性偏差，并表明这种偏差在2012年至2019年间虽有所改善但仍持续存在。研究结果强调，在使用政府数据进行性少数和性别少数群体健康研究时，必须考虑信息偏差的影响。为改善数据质量，研究者需要在分析方法上进行技术调整，如使用统计方法校正错误分类误差，同时也要通过增强信任和建立社区关系来提高披露率。这项研究为公共健康调查方法的改进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实现精准公共卫生干预和促进健康公平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