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跨国模式与社会决定因素：基于41个国家/地区的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

《Addictive Behaviors》：Mapping adolescent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patterns across 41 countries/regions: A multilevel latent class analysis with social determinants

本研究针对全球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PSMU）日益严重的现象，采用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MLCA）方法，对41个国家/地区的171,447名青少年数据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识别个体层面的PSMU行为类别（低、中、高问题性使用类）和国家层面的流行模式（低、中、高流行区域），并分析社会关系质量、健康行为、经济剥夺等个体因素以及经济不平等、文化价值观等国家因素对PSMU的影响，揭示了PSMU的异质性及其多水平社会决定机制。研究结果为制定差异化的跨国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对促进青少年数字健康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当今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如TikTok和Instagram已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适度使用社交媒体确实能为青少年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PSMU）——并非单纯指使用频率，而是指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已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甚至自杀意念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学术界对PSMU的关注日益增加，但现有研究存在两大理论局限：一是多采用变量中心方法，将PSMU视为单一连续变量，难以捕捉其行为异质性；二是忽视了世界卫生组织社会健康决定因素框架强调的多层次社会环境，仅聚焦个体因素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为突破这些局限，McGill大学的Zékai Zachary Lu在《Addictive Behaviors》上发表了题为“Mapping adolescent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patterns across 41 countries/regions: A multilevel latent class analysis with social determinants”的研究。该研究创新性地将成瘾成分模型与WHO社会健康决定因素框架相结合，首次运用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Multilevel Latent Class Analysis, MLCA）方法，对41个国家/地区的171,447名青少年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旨在揭示PSMU的跨国异质性模式及其多水平社会决定机制。

研究团队主要采用了三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利用2017/2018学年“学龄儿童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调查的跨国代表性数据，样本覆盖欧洲、北美和西亚的41个国家/地区；其次，采用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MLCA）同时识别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PSMU类别结构；最后，通过多水平多项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了个体层面（社会关系质量、健康行为模式、经济剥夺）和国家层面（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不平等指标）社会决定因素对PSMU类别归属的影响。

研究结果

2.1 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

研究发现个体层面存在三个明显的PSMU行为类别：低问题性使用类（Low Problematic Use Class, LPUC）占58.0%，表现为所有PSMU症状条件概率均较低；中度问题性使用类（Moderate Problematic Use Class, MPUC）占37.6%，在“持久使用”和“逃避”维度表现突出；高度问题性使用类（High Problematic Use Class, HPUC）占4.3%，在所有九个症状维度均呈现高条件概率，尤其在“戒断反应”（88.9%）、“沉迷”（86.8%）和“逃避”（87.5%）方面最为显著。

在国家层面，41个国家/地区被聚类为三类：低流行区域（Low Prevalence Region, LPR）占31.7%，以北欧国家和加拿大为主，LPUC占比达67.0%；中度流行区域（Moderate Prevalence Region, MPR）占39.0%，主要集中在西欧和中欧，MPUC比例升至37.6%；高流行区域（High Prevalence Region, HPR）占29.2%，主要分布在南欧和东欧，MPUC成为主导类别（52.1%），HPUC比例也略有升高（6.6%）。这种明显的地理聚集模式表明青少年PSMU行为受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影响。

2.2 回归分析

个体层面分析显示，积极的社会关系质量对PSMU有显著保护作用，其中家庭关系的保护效应最强（HPUC的RRR=0.76）；健康生活方式同样表现出保护效应（HPUC的RRR=0.60）；而经济剥夺则增加PSMU风险，绝对物质剥夺的影响最大（HPUC的RRR=1.65）。

多水平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层面社会决定因素的独立效应：社会世俗化程度高（RRR=1.22）、自我表达价值观强（RRR=1.21）和经济发展水平高（RRR=1.24）的国家，青少年属于HPUC类的可能性更大；而教育不平等（RRR=0.74）和互联网普及率（RRR=0.79）则与较低的HPUC归属可能性相关。

国家层面模型发现，教育不平等对国家归属HPR类别的影响最大（RRR=5.56），其次是性别不平等（RRR=3.15）和世俗价值观（RRR=1.89）。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健康生活方式变量在个体水平和多水平模型中出现了方向性逆转，提示个体健康行为与国家背景间存在复杂交互作用。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MLCA方法首次同时揭示了PSMU在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模式，为理解青少年PSMU提供了更为精细的视角。三类PSMU行为类别的识别验证了成瘾成分模型的假设，表明PSMU是一种包含多个核心维度的复杂行为模式，而非单一连续变量。其中MPUC群体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一中间症状模式的临床意义和纵向轨迹值得未来研究重点关注。

国家层面的三类分布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地理聚集性，支持了Rose的疾病分布整体偏移理论，即人群内部风险因素的分布会导致整个风险曲线的系统性位移。教育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文化价值观等宏观社会因素通过塑造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整个国家青少年的PSMU风险分布。

社会决定因素的分析结果强调了多水平干预的必要性。在个体层面，强化家庭关系、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和缓解经济剥夺是降低PSMU风险的有效途径；在国家层面，减少教育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审慎应对社会世俗化进程中的挑战，对于从宏观环境降低PSMU风险至关重要。特别是教育不平等表现出的双重机制——个体层面的暂时“保护”效应与国家层面的风险加剧作用，提示政策制定需要同时考虑短期干预和长期结构性改革。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国家层面样本量较小可能影响参数估计可靠性、自报数据存在的文化反应偏差等。未来研究应结合纵向设计、扩大地理覆盖范围（特别是纳入更多非西方国家），并整合网络心理测量学等新方法，进一步揭示PSMU的症状网络结构和文化特异性机制。

总之，这项研究通过创新的多水平分析方法，揭示了青少年PSMU的跨国异质性模式及其社会决定机制，强调了基于社会生态视角制定差异化干预策略的重要性。研究结果提示，有效的PSMU预防和干预需要同时针对个体风险因素和宏观社会环境，各国应根据自身社会文化特征制定相应的数字健康促进政策，为青少年在数字时代的健康发展创造支持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