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药物干预对功能性躯体障碍疗效及成本效果的全面评估：一项系统评价再评价研究

《Gaceta Sanitaria》：Sistema lineal de puntos para priorizar la lista de espera de un servicio de cirugía general

为解决功能性躯体障碍(FSD)非药物干预证据分散且缺乏经济评估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系统评价再评价，纳入32项研究(27项系统评价和5项经济评估)。结果显示，心理疗法、正念和草药等干预措施能改善症状，但多数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低，经济评估不确定性高。该研究强调了证据的局限性，为临床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当今医疗实践中，有一类疾病困扰着大量患者和临床医生，那就是功能性躯体障碍(Functional Somatic Disorders, FSD)。这类疾病以持续的躯体症状为特征，伴随显著的功能损害，但却无法用明确的器质性病理改变来解释。研究表明，FSD约占初级保健就诊的三分之一，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仅在美国，相关费用就高达2560亿美元。更令人担忧的是，传统的纯药物治疗策略效果有限，而过度的诊断检查和不必要的治疗甚至可能导致医源性损害。

面对这一挑战，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非药物干预，试图从生物-心理-社会整合视角寻找解决方案。心理治疗、体育锻炼、"躯体疗法"等新型干预策略逐渐进入临床视野。虽然已有不少系统评价探讨了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正念(mindfulness)、运动疗法等单一干预措施的效果，但缺乏对这些证据的整体评估，特别是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分析其成本效果的综合性研究。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Inmaculada Boluda-Verdú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对非药物干预治疗FSD的有效性和成本效果证据进行了全面梳理。这项发表在《Gaceta Sanitaria》上的研究采用了系统评价再评价的方法论框架，对截至2024年6月的全球证据进行了系统性整合。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通过系统检索PubMed/MEDLINE、EMBASE、Cochrane系统评价数据库和PsycINFO等数据库确保文献查全率；运用AMSTAR-2工具评估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量，采用QHES量表评价经济评估研究质量；通过预注册研究协议(Open Science Framework)确保研究过程透明可重复；对纳入研究进行叙事性综合分析而非meta分析，以应对临床和方法的异质性。

结果

研究选择

经过系统检索和筛选，研究最终纳入了32项符合条件的研究，其中包括27项系统评价和5项经济评估。筛选过程遵循PRISMA指南，确保了研究的全面性和透明度。

系统评价的特征

纳入的27项系统评价涵盖了多种FSD亚型，最常见的是胃肠道功能紊乱(12/27)和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6/27)。所有系统评价均纳入了随机对照试验，其中2项还包含了非随机研究。在干预措施方面，心理疗法(特别是CBT)是研究最多的非药物干预(10项)，其次是正念干预(4项)和多种疗法组合(6项)。值得注意的是，74%的系统评价使用了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

经济评估的特征

5项经济评估均来自欧洲国家，采用成本-效用分析设计，评估时间跨度均超过1年。其中2项研究聚焦于未分化的躯体形式障碍，其余分别关注多重躯体形式障碍、躯体痛苦综合征的重度多器官亚型和慢性疲劳综合征。干预措施包括心理治疗(3项)、正念(1项)和体育锻炼(1项)。

疗效和有效性结果

在疗效方面，大多数干预措施显示出积极效果。13项评估心理疗法的系统评价中，除3项外均报告了症状改善。4项评估正念的研究中，3项显示积极结果。草药医学在改善症状方面也表现出潜力，而针灸的效果则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益生菌、饮食干预等的研究证据质量较低，结论需谨慎解读。

成本效果结果

经济评估结果呈现异质性。两项研究显示CBT具有"主导性"成本效果(成本更低且效果更好)，而其他干预措施如正念、运动疗法和心理动力人际治疗则成本更高，其成本效果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方法学质量评估

方法学质量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系统评价方面，20项(74%)质量"极低"，5项"低"，仅2项达到"中等"质量。相比之下，所有5项经济评估均被评为"高质量"。

综上所述，这项系统评价再评价揭示了非药物干预治疗FSD的证据现状：虽然多数干预措施显示出改善症状的潜力，但支持证据的方法学质量普遍较低，限制了结论的可靠性。经济评估证据有限且结果不一致。研究强调了未来需要更高质量的研究来明确不同干预措施对特定FSD亚型的效果和成本效益，特别是关注长期效果和不同医疗环境下的适用性。该研究为临床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指出在将非药物干预纳入常规临床实践前，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现有证据的强度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