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与中重度化脓性汗腺炎相关性的横断面研究

《JID Innovations》：Lower 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Associated with Moderate-Severe 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针对社区社会经济地位（nSES）与化脓性汗腺炎（HS）严重程度关系尚不明确的问题，通过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居住于低nSES社区与HS初诊时更高的中重度疾病（Hurley Stage 2-3）风险相关（OR 1.69, 95% CI 1.15-2.50），并揭示了nSES与种族/民族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P=0.02），为从社区层面干预HS提供了重要依据。

　　

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HS）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特征是反复发作的疼痛性结节、脓肿和窦道形成，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尽管HS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但肥胖、吸烟等个体因素已被确认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然而，个体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其居住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否以及如何影响HS的疾病严重程度，正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现有的证据出现了矛盾：一项在荷兰开展的多中心研究未发现社区社会经济地位（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nSES）与HS严重程度有关联，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项单中心研究却报告社区社会脆弱性越高，Hurley 3期（重度）HS的患病率也越高。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源于不同国家社区环境的差异，也可能与研究设计（如是否考虑了地理聚集性、是否调整了个体水平的混杂因素）有关。为了更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由Maria Elena Sanchez-Anguiano和Krittin Supapannachart等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在《JID Innovations》上发表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旨在在一个统一的医疗系统内，深入探讨nSES与HS初诊时疾病严重程度的关联。

为了回答上述科学问题，研究人员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疗系统中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纳入了2019年8月至2024年5月期间、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由皮肤科医生首次诊断为HS（ICD-10代码L73.2）的462名成年患者。研究的关键暴露变量是nSES，通过将患者住址地理编码到人口普查区，并利用美国社区调查数据构建的一个综合指标，将普查区分为五个等级（五分位数），最终将nSES二分为低（第1-2五分位数）和高（第3-5五分位数）。主要结局是初诊时的HS严重程度，依据皮肤科医生记录的Hurley分期系统，分为轻度（Stage 1）与中重度（Stage 2-3）。统计分析采用了考虑人口普查区聚集效应的广义估计方程 logistic 回归模型，并依次调整了年龄、性别、种族和民族、保险类型等潜在的混杂因素。

结果

研究人群特征

在最终纳入分析的462名新诊断HS患者中，大多数（71.9%）为女性，中位年龄为34岁。根据Hurley分期，58.0%（268/462）的患者为Stage 1（轻度），32.5%（150/462）为Stage 2（中度），9.5%（44/462）为Stage 3（重度）。单因素分析显示，居住于低nSES社区的患者中，患有中重度HS（Stage 2-3）的比例显著高于高nSES社区的患者（50.0% vs. 36.6%, P=0.004）。

nSES与HS严重程度的关联

在未调整的模型中，居住于低nSES社区与更高的中重度HS odds相关（OR 1.74, 95% CI 1.18-2.56, P=0.005）。在调整了年龄和性别后，这种正向关联依然显著（OR 1.69, 95% CI 1.15-2.50, P=0.008）。然而，当模型进一步调整了种族和民族因素后，关联强度减弱且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aOR 1.37, 95% CI 0.88-2.14, P=0.16）。随后再调整保险类型，效应量并未发生明显改变（aOR 1.37, 95% CI 0.86-2.16, P=0.19）。敏感性分析（先调整保险类型再调整种族和民族）显示，保险类型的混杂效应很小。

nSES与种族和民族的交互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nSES与种族和民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乘交互作用（P=0.02），表明nSES对HS严重程度的影响可能因患者种族和民族的不同而异。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在美国加州的医疗系统中，居住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与HS初诊时更严重的疾病状态（Hurley Stage 2-3）独立相关。这一发现与美国本土的前期研究结果一致，支持了社区环境在HS疾病表现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种族和民族因素对nSES与HS严重程度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混杂效应，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凸显了在美国，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与种族/民族问题紧密交织的复杂性，由于历史上存在的红线歧视（redlining）等结构性种族主义政策，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群往往系统性地居住在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社区中。因此，单纯评估nSES的影响时，必须谨慎考虑种族和民族这一强大的背景因素。相比之下，保险类型在本研究中的混杂作用相对较小，但作者指出，这可能与无法获取患者症状出现时或诊断过程中的保险历史（包括未参保状态）有关，而未能纳入研究的未参保人群可能面临更大的医疗可及性障碍。该研究的启示在于，未来改善HS预后的努力可能需要超越个体层面，着眼于社区层面的干预，例如改善社区环境以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减少肥胖和吸烟），以及优化医疗资源（如皮肤科医生）的地理分布以确保及时诊断。同时，必须深入剖析种族主义及其遗留问题对健康不平等的深远影响。由于本研究是单中心的横断面设计，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在不同地理区域、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并需要结合更精细的疾病活动度指标和医疗资源利用数据来全面揭示其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