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未婚无子女老年男性支持网络的演变轨迹与结构困境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The evolution of support networks among unmarried childless older men in rural China

本研究聚焦中国农村未婚无子女老年男性这一日益增长的脆弱群体，针对其独特的照护困境，深入探讨了其支持网络的类型、演变及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通过质性访谈，识别出四种照护情境：兄弟主导型、旁系亲属主导型、国家支持下的自我照护型以及需求未满足的辅助自我照护型。研究发现，亲属支持遵循“差序格局”，但普遍面临家庭伦理弱化、污名化及福利依赖等结构性挑战。该研究揭示了多重劣势交织如何塑造无子女男性的照护可及性，对完善中国农村长期照护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和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变，一个特殊的群体——未婚无子女的老年男性，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照护挑战。由于历史上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以及贫困、残疾等累积性劣势，这部分人群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他们不仅无法实现传统社会对男性“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期望，从而遭受社会污名和排斥，更在步入老年后，因缺乏配偶和子女这一最核心的家庭照护资源，而陷入显著的“照护赤字”状态。尽管支持网络对于缓解老年人的社会孤立、孤独感，提升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至关重要，但针对农村无子女老年男性这一特定群体的支持网络究竟如何构成、如何随时间演变，以及受到哪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学界仍知之甚少。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语境或笼统的无子女老年人，缺乏对中国农村这一特定场域下，无子女老年男性所面临的独特困境的深入剖析。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瑞典隆德大学健康科学系的研究团队在《Social 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深入研究。研究人员立足于中国北方一个偏远的山村，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旨在揭示农村未婚无子女老年男性支持网络的真实图景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研究团队采用了情境照护视角（situational perspective on care），将支持网络概念化为由无子女老年人及其“照护车队”（care convoy）共同建构、协商和实践的动态体系。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是研究设计与场地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法，选取河北省一个偏远山村作为研究场地，该村具有老龄化程度高、贫困发生率高、人口外流严重等特点，为研究提供了典型情境。其次是数据收集：通过目的性抽样，招募了13名60岁及以上、认知能力良好、从未有过亲生、收养或抚养子女的农村老年男性作为核心参与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内容涵盖生命历程、家庭关系、照护来源、健康状况及福利获取等关键领域。访谈过程有村官员或亲属在场提供背景信息，并对访谈指南进行动态调整以捕捉涌现的主题。然后是数据分析：运用主题分析法，并采用溯因逻辑（abductive approach）。预先依据情境照护视角的三个维度（老年人、照护车队、场所）进行演绎编码，同时保持开放态度，对数据中浮现的关于支持网络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见解进行归纳编码。使用ATLAS.ti软件辅助编码过程，并通过研究者间的讨论和共识来提高编码一致性。最后是伦理考量：研究获得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数据经过严格匿名化处理以保护参与者隐私。

研究结果揭示了四种截然不同的照护情境，展现了支持网络的多样性与脆弱性。

照护情境 1： 兄弟主导的照护

该情境以69岁的长贵（Changgui）为代表。他与最小的弟弟同住，弟弟是其日常照护的主要提供者。这种照护关系的建立，源于长贵早年为了抚养四个弟弟妹妹而牺牲个人婚姻的付出，体现了中国“长兄如父”的家庭伦理以及兄弟间的道德义务。长贵还通过将父亲建造的房屋过户给侄子，来强化与下一代的互惠照护期望。在此情境下，家庭照护（兄弟、侄子）提供了充足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国家福利（每月165美元的五保金）则作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照护车队。

照护情境 2： 旁系亲属主导的照护

当兄弟无法提供照护时（如去世），支持网络可能延伸至更远的亲属，主要是侄子及其配偶。例如，74岁的石头（Shitou）由其侄媳负责日常采买饮食。76岁的福旺（Fuwang）与侄子一家同住，并通过帮助料理家务、饲养猪崽等劳动维持着互惠关系。侄子家庭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拒绝将老人送入机构养老。这种照护关系的维系依赖于长期建立的情感纽带、早期的互助历史以及共享的家庭生活。尽管国家福利可能缺失（如福旺每月仅20美元收入），但亲属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基本照护需求。

照护情境 3： 国家支持下的自我照护

这是最为普遍的情境（8/13参与者）。参与者独居，主要依靠国家提供的福利（如五保金、医疗补贴）来维持独立生活，几乎无法获得来自亲属、朋友或邻居的持续性支持。他们曾尝试向侄子、外甥等亲属寻求帮助，但大多遭到拒绝。亲属们常以“政府现在支持得很好”或自身家庭经济压力大为由推卸责任，甚至将缺乏照护归因于当事人的无子女状态。污名化（因贫困和“人生失败”而被看不起）也加剧了他们的社会孤立。参与者们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接受，调整了对亲属支持的期望。尽管国家转移支付提供了经济安全和基本医疗，但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严重缺失，照护车队实质上以国家为主体，显得单一且脆弱。

照护情境 4： 需求未满足的辅助自我照护

大成（Dacheng）的案例展现了最严峻的照护困境。他身患残疾，与同样残疾的弟弟和年迈卧床的母亲同住。由于弟弟的存款超过了当地五保户的认定标准，他被排除在五保福利之外。姐妹提供的少量经济援助远不足以支付高昂的医疗和生活开销。社区曾无偿帮助建房，但支持难以持续，部分原因在于大成无力承担当地人情往来的费用，导致社会交往中断。此情境凸显了残疾与无子女等多重劣势的交叉叠加，以及福利政策执行中的僵化（如以户为单位计算资产），如何导致个体陷入照护支持的真空地带。

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指出，这四种照护情境反映了中国家庭内部依据“差序格局”（chaxu geju）原则配置照护资源的序列性：关系最近的兄弟姐妹优先承担照护责任，其次才是侄子等旁系亲属。然而，广泛的社会经济变迁，如农村人口外流、经济压力增大以及孝道规范的弱化，正在侵蚀这种基于亲属关系的传统支持网络。与一些西方研究发现的由朋友、邻居等非亲属关系构成的多样化支持网络不同，本研究中无子女老年男性的社区支持近乎缺位，这与中国农村针对无子女男性的污名化以及大规模人口流动对传统邻里互助结构的破坏密切相关。

研究强调，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如健康恶化、兄弟去世）是触发照护车队重组的关键节点。而无子女、贫困、残疾、性别等多重劣势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共同塑造了参与者获取照护的路径和结果。参与者并非完全被动，一些人通过饲养宠物寻求陪伴，或通过转让土地、房屋等资源来协商未来的照护，体现了在结构约束下的能动性。

本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它挑战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照护政策假设。对于无子女老年人而言，家庭支持正在萎缩甚至缺失，国家福利成为其晚年生活的“安全网”，但当前的福利体系仍深深嵌入家庭主义意识形态，未能充分回应无子女群体的特殊需求。因此，政策制定需要超越家庭中心模式，思考如何加强社区和社会的照护能力，例如通过改善农村社区照护基础设施、建立同龄人支持小组、培训基层工作人员识别并应对污名化等。此外，应增强福利信息的可及性，并关注福利政策与家庭支持之间的动态关系。

尽管本研究因样本来源和个案数量存在局限性，但其深刻揭示了在中国农村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无子女老年男性支持网络的复杂构成、演变逻辑及结构性困境。它不仅为理解非西方、农村语境下的老年照护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实证证据，也为正面临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无子女现象增多的全球诸多社会，在构建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长期照护体系方面，敲响了警钟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