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作为抵抗工具：墨西哥堕胎陪伴者的具身关怀实践与 insurgent care work 研究

《SSM -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We are there putting our bodies on the line for others:” Embodied care work of Mexican abortion acompa?antes

本研究聚焦于墨西哥堕胎活动家（acompa?antes）的具身关怀工作，探讨她们如何运用身体作为抵抗国家暴力的工具。研究人员通过深度访谈和身体图谱等方法，揭示了陪伴者通过“poner el cuerpo”等实践，将身体转化为提供 insurgent care work 的场域，为被国家异化的个体提供替代性关怀。该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行动中身体政治的理解，也为生殖正义和关怀伦理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拉丁美洲的"绿色浪潮"（la marea verde）中，墨西哥堕胎陪伴者（acompa?antes）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长期致力于为寻求堕胎者提供支持。尽管2021年墨西哥最高法院在联邦层面将堕胎非刑事化，但各州法律改革进程不一，加上官僚拖延和社会污名，导致堕胎服务可及性仍面临重重障碍。在这一背景下，陪伴者们发展出了独特的"陪伴"（accompaniment）模式，通过提供信息、指导和具身支持，帮助个体在正规医疗环境之外安全地进行药物流产自我管理。然而，现有研究对堕胎活动家身体的关注不足，尤其缺乏对她们在陪伴实践中身体经验的具体探讨。

为了深入理解墨西哥堕胎陪伴者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关怀工作，Celina M. Doria在《SSM -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上发表了这项质性研究。该研究通过多地点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创新的身体图谱访谈法，对25名墨西哥堕胎活动家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人员特别关注陪伴者如何将拉丁美洲女性主义理论中的"poner el cuerpo"（将身体置于险境）和"cuerpos insurgentes"（反抗身体）概念融入其陪伴实践。

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了三角验证法，结合三种数据来源：对25名堕胎活动家的深度访谈、对10名活动家的身体图谱访谈，以及为期三个月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地点覆盖墨西哥城、蒂华纳、诺加莱斯、埃莫西约和蒙特雷等多个城市，确保样本的地理多样性。身体图谱作为参与式艺术方法，要求受访者绘制身体轮廓及周围环境，以此进行具身叙事。数据分析采用灵活编码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使用MAXQDA软件进行编码分析，重点关注"堕胎陪伴的具身体验"这一主题。

研究结果揭示了五个核心主题，展现了堕胎陪伴的具身体验：

在"身体作为工具"主题中，陪伴者将个人堕胎和分娩经历转化为关怀资源。如Ramona分享的，她通过展示自己堕胎后的健康状况，"我的身体是一个工具，向女性展示你可以堕胎而不会发生什么坏事"。这种具身知识使她们能够提供更具同理心的支持，缓解寻求堕胎者的恐惧。

"陪伴的体力劳动"主题详细描述了陪伴者如何使用头部和双手进行工作。她们通过头部存储和分享专业知识，而双手则成为虚拟陪伴（通过WhatsApp）和实体陪伴的关键工具。Luisa描述道："当是虚拟陪伴时，我总是在用我的手，我的手指来回复消息"。在实体陪伴中，她们通过拥抱、按摩等身体接触提供支持，如Camila所述："我触摸她，想感受她的痛苦，这样她就能感觉好受些"。

"陪伴的情感代价"主题揭示了这项工作的情感负担。陪伴者普遍经历情绪耗竭、替代性创伤和焦虑，Aitana坦言："呕吐和哭泣。我是一个经历很多焦虑的人"。许多人通过设定界限来管理这些影响，但情感付出仍然是她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身体置于险境"主题探讨了陪伴者在抗议和其他行动中面临的风险。她们通过公开身份、参加游行等方式实践"poner el cuerpo"，但这也使她们暴露于暴力威胁中。Camila描述了一次抗议中留下的身体伤痕："一片玻璃落在我的小腿上，留下很深的伤口"，体现了她们为抵抗国家暴力所付出的身体代价。

在"身体即领土"主题中，陪伴者将身体概念化为抵抗国家控制的领域。Marisa强调："我的身体是我的领土......我可以向国家传达信息，向国家呐喊"。这一观念将身体自主与更广泛的社会斗争联系起来，体现了"cuerpo territorio"（身体领土）的核心理念。

研究讨论部分提出了"insurgent care work"（反抗性关怀工作）这一创新概念，指代陪伴者通过具身实践提供的、旨在抵抗国家暴力的关怀形式。这种关怀工作不仅关注堕胎者的需求，更通过身体实践直接挑战国家暴力。陪伴者运用头部、双手、子宫等身体部位，将自身转化为抵抗的工具，为被国家边缘化的个体提供替代性关怀。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扩展了拉丁美洲女性主义中"poner el cuerpo"的概念，展示了身体如何成为反抗性关怀工作的核心场域。实践意义上，研究强调了堕胎陪伴者工作的具身性质及其情感代价，呼吁对活动家提供更好的支持。同时，研究也揭示了在限制性法律环境下，具身关怀如何成为争取生殖正义的重要策略。

尽管研究存在样本规模较小、方法限制等局限性，但它为理解生殖健康行动中的身体政治提供了重要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地理背景下堕胎活动家的具身体验，以及身体图谱等方法在行动研究中的创新应用。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关怀、抵抗和身体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为生殖正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