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背景下环境主体性的多元探索：基于挪威新自由主义语境的话语分析

《Nordic Psychology》：Exploring environmental subjectivities in a changing climate

本文通过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在挪威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背景下系统探讨了环境主体性（environmental subjectivities）的多元类型及其行动导向。研究识别出消费主义（consumeristic）、末日论（doomist）、反人类中心（disanthropic）、行动主义（activistic）与克苏鲁世（chthulucenic）五种主体性，揭示了新自由主义话语如何通过限制性机构（restrictive agency）约束个体环境行动，而行动主义与克苏鲁世主体性则展现出变革潜力。文章为理解气候危机中的主体定位与能动性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对政策制定与公众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方法论

研究采用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对20名高度关注环境问题的挪威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分析遵循Willig提出的六阶段框架：首先识别与环境议题相关的话语建构；其次将话语置于更广泛的社会 discourses 中解读；第三分析话语的行动导向；第四探讨话语所提供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第五考察话语对实践行动的促进与限制；最终整合出五种环境主体性。研究强调主体性具有流动性，同一受访者可能在不同情境中呈现多种主体性特征。

消费主义主体性

消费主义主体性（consumeristic subjectivity）的核心话语围绕“负责任消费”与“碳足迹计算”展开。该主体性将环境责任个体化，通过道德化消费选择（如减少飞行、素食主义）区分“好/坏”消费者，使个体定位于“监督者”或“道德消费者”。其行动集中于私人领域，如选择环保产品、减少总体消费量，并常伴随对系统性变革无力的挫败感。例如，一名受访者尽管践行低碳生活，却感叹“无法通过个人消费改变体制”。这种主体性体现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将变革资源局限于货币与个人选择的逻辑，与Teo提出的限制性机构（restrictive agency）高度契合，即个体优先适应当前制度而非挑战其结构。

末日论主体性

末日论主体性（doomist subjectivity）由“末日叙事”“享乐主义”与“自给自足”话语构成。受访者在承认环境危机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选择部分脱离社会议题，转向追求当下生活品质或离网（off-grid）生活方式。例如，一对夫妇表示“尽管世界在变糟，但我们在私人生活中感到快乐”。该主体性允许个体以“清醒的旁观者”自居，行动上兼顾有限的环境责任（如保持低碳足迹）与对未来的消极接受。其限制性机构表现为将集体变革视为不可能，与福特研究中美国 homesteaders 的“去政治化个人主义”相呼应。

反人类中心主体性

反人类中心主体性（disanthropic subjectivity）植根于反物种主义（anti-speciesism）、反生育主义（anti-natalism）与厌世主义（misanthropy）话语。该主体性通过宇宙或地质时间尺度（如“星球会消亡，但宇宙中还有无数其他星球”） relativize 人类存在的意义，主张优先考虑非人类物种生存权。个体由此定位于“超然观察者”，实践中仅最小化自身直接环境伤害，而疏于参与集体行动。这种主体性深受地质“深时”（deep time）观念影响，其限制性机构体现为对人类社会变革的彻底疏离。

行动主义主体性

行动主义主体性（activistic subjectivity）以“系统性挑战”与“成为你想见的改变”（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话语为特征。它强调个体在环境治理中的能动性，推动集体行动与政治参与。一名受访者反思早年将环保等同于“牺牲生活质量”，后转向通过职业与社会活动推动系统性变革。该主体性鼓励语言使用的责任感（如避免强化个体化责任的悲观言论），以培育希望为导向。其广义机构（generalized agency）与福特研究的卡鲁克族（Karuk）环境主体性相似，均通过政治回应体现对自然世界的责任。

克苏鲁世主体性

克苏鲁世主体性（chthulucenic subjectivity）命名自Haraway针对“人类世”（Anthropocene）提出的“克苏鲁世”（Chthulucene），强调多物种互联、去增长（degrowth）与整体论（holism）。该主体性主张重构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的关系，实践中表现为照料动物植物、参与社区育儿或构建“酷儿家庭”（queer families）等替代性生活方式。例如，一名参与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动物福利组织，践行“关怀既存生命优于扩张”的原则。其广义机构不直接挑战政治结构，而是通过重塑关系认知探索变革潜力。

讨论：主体性、新自由主义与机构

研究指出，消费主义、末日论与反人类中心主体性均共享新自由主义主体性（neoliberal form of subjectivity）特质，尤其是限制性机构——个体优先适应而非改变社会环境条件。相比之下，行动主义与克苏鲁世主体性展现出广义机构（generalized agency），致力于扩大量构性变革空间。这一区分深化了Teo的单一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理论，揭示其内部变体如何通过不同话语维系限制性行动逻辑。政策层面，政府应警惕强调“百万个体自由选择”的话语（如挪威气候政策声明），因其可能强化消费主义主体性；反之，推动集体关怀与多物种正义的语言有助于激活变革性主体性。实践层面，教育者与心理健康工作者可通过促进广义机构的叙事，缓解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赋能青年参与。

研究局限与展望

研究的样本局限于挪威都市环保意识强烈群体，且访谈聚焦生育决策议题，可能限制结论普适性。然而，作为临界案例（critical case），若连高度环保群体都难以摆脱限制性机构，普通民众更易受新自由主义话语束缚。此外，单一研究者分析可能引入主观偏差，未来需结合团队编码或跨学科视角。方法论上，社会建构主义立场强调主体性的流动性与话语核心地位，但现实主义或现象学取向可补充量化行为关联或主体体验深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