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犯罪定罪的家族共聚集：一项基于登记的队列研究

《Biological Conservation》：The Familial Co-Aggregation of ADHD and Criminal Convictions: A Register-Based Cohort Study

本研究基于瑞典全国登记数据，对150余万出生队列人群进行分析，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ADHD与犯罪定罪的家族共聚集模式。结果显示ADHD个体犯罪风险显著增高（HR=3.10-5.63），且女性相对风险更高；家族分析提示遗传因素主导该关联，为早期风险评估和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全球约5%-7%的儿童青少年和2.5%的成人受其影响。该疾病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为核心症状，长期以来被研究发现与不良结局密切相关，其中犯罪风险的显著升高尤为引人关注。meta分析显示，ADHD个体被逮捕、定罪或监禁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3倍，且犯罪年龄更早、再犯率更高。更令人震惊的是，监狱人群中约25%符合ADHD诊断标准，远高于一般人群。然而，尽管ADHD与犯罪性的关联已得到广泛证实，但关于这种关联在家族中的传递模式，特别是跨不同亲属类型（从双胞胎到堂兄弟姐妹）和性别的差异，仍存在大量知识空白。

以往研究存在明显局限：多数聚焦暴力犯罪而忽视非暴力犯罪，亲属类型覆盖范围有限，且缺乏性别特异性分析。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项早期研究虽发现ADHD患者的未患病同胞仍有较高的暴力犯罪风险，提示家族因素的作用，但样本量较小、分析维度单一。随着人口登记数据的完善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有必要在更大规模、更全面的样本中深入探讨ADHD与犯罪性的家族共聚集现象，这不仅能揭示潜在的遗传和环境机制，还能为精准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在此背景下，瑞典厄勒布鲁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基于全国登记数据的队列研究，论文发表于《Biological Conservation》。该研究创新性地纳入了150多万出生于1987-2002年间的瑞典居民，通过链接多个国家登记册，系统分析了ADHD与犯罪定罪在个体水平和家族水平的关联，并首次全面考察了不同亲属类型（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全同胞、半同胞等）和性别间的差异模式。

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利用瑞典个人身份号码链接多个人口登记册，构建了超过150万人的出生队列；通过患者登记册和处方药物登记册识别ADHD病例（ICD-9: 314、ICD-10: F90诊断或ADHD药物治疗记录）；从国家犯罪登记册提取犯罪定罪数据（15岁后首次定罪）；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风险关联；通过比较不同遗传相似度亲属（同卵双胞胎100%、异卵双胞胎/全同胞50%、半同胞25%等）的关联强度，推断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相对贡献。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

研究最终纳入1,507,211人，其中ADHD患者121,734人（8.1%），男性患病率（9.0%）高于女性（7.1%）。任何犯罪定罪率为13.6%，男性（19.1%）远高于女性（7.0%）。ADHD与犯罪定罪的重叠比例为2.5%，其中暴力犯罪重叠0.9%，非暴力犯罪重叠2.4%。ADHD诊断平均年龄17.2岁，首次定罪平均年龄18.6岁。

个体内分析

ADHD患者任何犯罪、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风险均显著升高，风险比（HR）分别为3.10、5.63和3.02。分层分析显示，所有犯罪类型的风险关联在女性中均显著强于男性（任何犯罪：女性HR=3.70 vs 男性HR=2.90；暴力犯罪：女性HR=8.07 vs 男性HR=5.18；非暴力犯罪：女性HR=3.57 vs 男性HR=2.85）。

家族共聚集分析

家族分析呈现清晰的遗传梯度：同卵双胞胎关联最强（HR=2.99-5.01），其次为异卵双胞胎（HR=1.89-2.16）和全同胞（HR=1.70-2.24），半同胞关联较弱（HR=1.27-1.55）。堂兄弟姐妹分析显示，全堂亲（遗传相似度12.5%）关联（HR=1.33-1.57）强于半堂亲（遗传相似度6.25%，HR=1.10-1.27）。母系与父系半同胞间无显著差异，提示共享环境因素作用有限。

性别差异比较

除双胞胎和半同胞外，全同胞和全堂亲中均观察到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关联强度普遍高于男性。例如，全同胞任何犯罪风险：女性HR=1.84 vs 男性HR=1.67；暴力犯罪：女性HR=2.65 vs 男性HR=2.15。

敏感性分析

调整个体自身ADHD状态后，家族关联虽有所衰减但仍大多显著，支持共享家族责任的存在。使用更严格的ADHD定义（仅患者登记册诊断或至少两次诊断记录）结果保持一致，证实研究的稳健性。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通过迄今最大规模的家族共聚集分析，为ADHD与犯罪性的家族责任提供了强有力证据。关联强度随遗传相似度增加而升高的模式明确提示遗传因素的主导作用。女性相对风险更高的发现可能与诊断延迟、症状表现差异及社会期望等复杂因素相关，提示需要性别特异性的风险评估和干预策略。

研究的实际意义在于为早期识别高危个体、制定针对性预防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临床实践中，对ADHD患者的一级亲属进行犯罪风险筛查可能有助于早期干预。同时，结果强调需避免对ADHD个体及其家族的污名化，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权益。

研究局限性包括登记数据可能低估轻度ADHD病例和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大量统计检验增加偶然发现风险；瑞典的特殊社会背景（高福利、低监禁率）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需要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中验证这些发现，并深入探索连接ADHD与犯罪性的具体遗传和环境机制。

总之，这项研究深化了对ADHD与犯罪性复杂关联的理解，凸显了家族因素特别是遗传因素的重要性，为开发更有效的预防策略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识别高风险个体和家庭，有望打破ADHD向犯罪性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减少不良社会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