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健康信念模型探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奶农对都柏林沙门氏菌的认知与防控行为研究

《One Health》：“You tested, now what?”: Exploring British Columbian dairy producers' perceptions on Salmonella Dublin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本研究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奶牛场都柏林沙门氏菌（S. Dublin）高流行率问题，采用健康信念模型框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深入探究了奶农对该病原体的风险认知、防控障碍及行为动机。研究发现，奶农对S. Dublin的严重性认知不一，自我效能感普遍较低，且存在沟通不清、职责不明等系统性障碍。研究结果为制定更有效、更贴合生产实际的省级S. Dublin管理策略提供了关键见解，强调了改进风险沟通和赋能生产者的重要性。

　　

在奶牛养殖业中，都柏林沙门氏菌（Salmonella Dublin）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病原体，它不仅导致犊牛高死亡率、肺炎和生殖问题，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更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威胁从业者健康。近年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的奶牛场面临严峻挑战，高达30%的牧场 bulk tank milk（BTM，大罐奶）血清学监测呈阳性，流行率是其他实施类似监测计划省份的两倍，敲响了行业生物安全的警钟。然而，与许多传染病一样，防控措施的成功实施不仅依赖于科学技术，更深刻受到决策者——在本案例中是奶牛场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如果生产者不认为某种疾病构成严重威胁，或者认为防控措施难以执行，那么再完善的官方指南也可能被束之高阁。因此，理解BC省奶农如何看待S. Dublin、他们面临哪些障碍、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对于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至关重要。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成果发表在《One Health》上。研究团队采用了健康信念模型这一经典框架，该模型常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体采纳健康行为的原因，此前多应用于人类公共卫生领域，如癌症筛查和戒烟，近年来也逐渐用于兽医研究。本研究巧妙地将模型概念适配于奶牛养殖情境，用以剖析奶农的决策逻辑。研究通过对BC省10位奶农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采用探索性描述性定性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受访者在自我认同、疾病感知、行动利弊、自我效能和行动线索等方面的观点，揭示了当前S. Dublin防控中的认知差距和动力瓶颈。

本研究采用的关键方法包括基于健康信念模型设计的半结构化访谈、目的性抽样招募BC省持证奶牛场主（包括S. Dublin阳性与阴性牧场），以及对访谈录音进行逐字转录和基于框架的专题分析。

自我认同：普遍自认“主动”但定义模糊

所有受访奶农均自我认同为在牛群健康管理方面是“积极主动的”。然而，他们对“主动”的定义和具体实践存在显著差异，从常规疫苗接种到参与特定疾病管理计划不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奶农声称自己拥有“基本封闭的”牛群，并将其视为核心生物安全措施。但深入访谈发现，许多所谓“封闭”牧场仍存在一定的动物流动（如定期引入公牛），尽管部分场主会执行隔离检疫。这表明奶农的自我认知与实际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差距，也提示“封闭牧场”这一概念在沟通中需要更清晰的定义。

感知易感性：意识到风险无处不在

所有奶农都认为自己的牛群在一定程度上易感染S. Dublin。他们识别出的主要风险入口包括：运输牲畜的卡车和设备等污染物；在多牧场工作的员工；以及老鼠、鸟类、猫等可能传播疾病的害虫。在行业层面，奶农普遍担忧从美国进口奶牛以及牛只经纪人的活动可能引入和传播病原体。此外，牧场间共用后备牛饲养设施或草场等做法也被视为增加疾病传播风险的因素。

感知严重性：看法分歧显著，经验主导判断

奶农对S. Dublin严重性的看法分歧较大，这主要基于其直接或间接经验。部分奶农，尤其是那些强调经济损失（如犊牛死亡、生产力下降）或重视维持阴性牧场声誉者，认为S. Dublin是一个重要的牛群健康问题。然而，另一些奶农，包括一些S. Dublin阳性但未观察到明显临床症状的牧场主，则认为其严重性被高估，其他疾病（如白细胞增多症、犊牛腹泻、禽流感、跛行）更为紧迫。不少奶农表示，缺乏关于S. Dublin实际暴发案例的“真实世界”信息，导致难以评估其威胁。尽管如此，几乎所有奶农都同意，若不加以控制，S. Dublin在行业层面的传播会带来负面后果，甚至可能引发强制性管制措施。

感知益处与障碍：理想与现实的对撞

奶农普遍认可疾病预防、调查和管理的益处，并采取了如加强生物安全（靴具设备清洁、隔离）、巴氏消毒初乳和牛奶、定期兽医巡访等措施。在遇到问题时，他们倾向于联系省牛奶检验员、兽医同行或其他有经验的奶农寻求帮助。诊断检测被视为有益工具，但启动检测的阈值各不相同。

然而，实施防控措施的障碍同样明显。这些障碍可分为两类：

1. 1.
   制度性障碍：部分奶农对政府主导的疾病管理计划持怀疑态度，认为政府目标与生产者优先事项不一致，且历史上支持不足。公众舆论和动物福利建议（如不立即分离母犊）有时也与疾病管理建议（尽早分离以减少传播）相冲突，造成困扰。
2. 2.
   操作性障碍：时间、人力短缺和相关成本是常被提及的挑战。奶农反复强调建议必须“现实可行”，否则难以采纳。此外，让员工和专业访客遵守生物安全协议常面临阻力，造成社交压力。

自我效能感：普遍缺乏信心

总体而言，奶农对自身识别、预防或管理S. Dublin的能力信心不足。许多人表示难以特异性识别S. Dublin病例，可能将其归因于其他常见问题。尽管一些奶农信赖其生物安全措施（如“封闭”牧场），但也对存在的漏洞感到无奈。阳性牧场的奶农则对管理效果感到挫败和不确定，例如检测结果不一致、阳性动物难识别等，怀疑投入的精力是否值得。

行动线索： surveillance program（监测计划）的双刃剑

对于何种情况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奶农观点不一。有的认为一次阳性检测结果就足够，有的则需要看到临床疾病证据（如治疗无效、死亡、产奶量下降）。当前省级的S. Dublin血清学监测计划被一些奶农视为有益工具，阴性结果能提供安心，监测本身也提高了警觉性。但也有奶农对该计划参与度低，不了解结果，或质疑其效用，因为阳性结果后缺乏清晰、可行的后续行动指南。

奶农的见解与批判

奶农们认可行业级疾病管理计划的价值，但对当前关于S. Dublin的信息可及性和质量提出批评，认为沟通不清、信息过载。他们偏好基于案例研究、同行经验等“可操作性”强的教育材料，而非学术性过强的内容。对于政府在疾病管理中的角色，意见不一，但多数希望改善与政府的合作，并看到其支持作用。关于监管，部分奶农呼吁加强（如将监测强制化），但更多人警告 against 不切实际、缺乏支持且可能不公平惩罚阳性牧场的管制措施。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揭示了BC省奶农在应对S. Dublin时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根源在于各方（特别是政府）角色不清、对监管必要性看法不一、疾病信息沟通不畅以及奶农自我效能感低。这些发现指向一个核心需求：需要改进围绕S. Dublin的能力建设、沟通和讯息传递。

研究表明，成功的S. Dublin管理策略必须考虑生产者的认知和现实挑战。启示包括：1）优化沟通策略：讯息应更清晰、一致，并充分利用奶农高度信任的信息渠道（如兽医、省检验员、同行网络）。采用叙事性沟通（如分享真实案例）可能比传统事实清单更有效，能增强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2）明确角色与支持：需要澄清政府、行业组织、兽医和生产者各自在疾病管理中的职责。政府应侧重于提供赋能支持（如资源、教育）而非单纯强制。3）注重可行性与赋能：推荐措施必须“现实可行”，考虑时间、成本和实际操作限制。将S. Dublin防控建议与其他已受重视的疾病管理措施结合，可降低采纳门槛。支持一线顾问（如兽医）为生产者提供个性化指导至关重要。4）关注生产者认同：认识到奶农“积极主动”的自我认同与其实际行为可能存在的差异，在沟通中需巧妙引导，帮助其认识到可控的风险因素，从而提升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总之，这项研究不仅为BC省制定更有效的S. Dublin管理计划提供了实证依据，也凸显了在“One Health”理念下，理解并整合社会科学见解（如风险认知、行为动机）对于成功管理动物疾病、保障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或进行纵向追踪，以进一步验证和深化这些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