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作为第二受害者同伴支持的实施障碍：基于支持者视角的质性研究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care》：Implementation Barriers of Peer Support for Nurses as Second Victims: A Qualitative Study from the Supporters’ Perspective

本文通过质性研究探讨护士为“第二受害者”提供同伴支持时面临的知识-态度-实践（KAP）障碍，发现认知盲区、组织文化制约和系统缺陷是主要阻碍因素，并提出从个体认知普及、组织文化重塑到系统化干预的分层策略，为构建制度化同伴支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认知与现实的割裂：概念盲区与角色困惑

本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矛盾：79%的受访护士（11/14）虽未听说过“第二受害者”这一专业概念，但其描述的经历却完全符合该定义的核心特征。例如N1护士提到：“事件发生后我非常恐惧——害怕被护士长责备，担心失去同事信任。情绪低落时更容易出错”，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反应正是第二受害者的典型表现。更值得关注的是，43%的受访者（6/14）存在角色认知偏差，他们将自身定位为“责任护士”而非“受害者”。N4护士的陈述尤为典型：“我只对患者感到愧疚，始终将患者视为受害者而将自己看作过错方”。这种自我归因倾向深刻反映了医疗行业中长期存在的“患者至上”文化和惩罚性问责机制对护士心理的塑造。

三重障碍：个人归因偏差与组织文化制约

支持行为的实施面临三重结构性障碍。在个人层面，36%的支持者（5/14）存在归因偏差，将不良事件简单归咎于个人失误而非系统因素。N1护士明确表示：“这名护士未按时翻身导致压疮，任何支持都无法挽回错误”，这种归因方式直接削弱了其提供支持的意愿。组织文化层面，50%的受访者（7/14）因“问责氛围”而回避支持行为。N2护士指出：“组长常向护士长汇报琐事，使全组氛围紧张，出错时人人自保”，N9护士则描述了在严重后果面前护士群体因恐惧问责而相互推诿的场景。系统层面，工作负荷过高、时间资源匮乏等现实因素进一步限制了支持行为的落地，N10护士坦言：“科室常年超负荷运转，即使同事陷入困境也难有额外精力提供实质帮助”。

支持实践的碎片化表现

当前同伴支持实践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在干预时机方面，43%的支持者（6/14）会主动干预（如通过观察情绪异常主动提供帮助），而57%（8/14）则采取被动响应模式（待对方明确求助后才行动）。支持内容较为单一，71%的受访者（10/14）仅提供情绪安慰，缺乏对实际问题（如不良事件上报流程指导）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更关键的是，医院缺乏标准化支持流程，N7护士直言：“我想帮助但不知具体如何操作，无人教授我们如何支持同事”。这种制度缺失使得支持效果高度依赖个人经验，难以保证专业性和持续性。

分层干预策略：从认知重塑到制度构建

针对上述障碍，研究提出三级干预策略：在个体层面，需普及第二受害者概念教育，帮助护士识别自身和同事的受害表现，扭转将不良事件单纯归因于个人的认知偏差；在组织层面，应着力构建非惩罚性安全文化，通过真正落实免责报告制度减轻护士的问责恐惧；在系统层面，可借鉴国际成熟的同伴支持项目（如Scott三级干预、MITSS电话支持等），结合中国医疗体系的层级文化特点，开发标准化支持协议。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鉴于中国医院特有的行政文化，项目推进需要护理管理层的自上而下支持，才能有效化解护士对问责的顾虑。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同一家三甲医院，未来需拓展至不同级别、地区的医疗机构以提升推论效度。同时需警惕社会期望偏差对结果的影响——受访者可能因职业身份压力而高报支持意愿。此外，缺乏对支持行为的长期随访数据，难以揭示态度与行为的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引入纵向设计，追踪不同阶段支持行为的演变路径，为构建更精准的干预时序模型提供证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