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北部社区对基因驱动蚊用于疟疾防控的认知与接受度：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Have Scientists Done Enough?” Community Perspectives on Gene Drive-Modified Mosquitoes for Malaria Control in Northern Uganda: A Mixed-Methods Study

为应对乌干达持续高发的疟疾负担，研究人员针对新型防控工具——基因驱动修饰蚊(GDMMs)，在北部高发区开展了社区认知、态度及接受度影响因素研究。通过混合方法（问卷调查n=301，深度访谈22人）发现，尽管仅19.9%的参与者知晓GDMMs，但64.1%表示接受。计划行为理论(TPB)构建中的积极态度(aPR=1.25)、高主观规范(aPR=1.28)和高感知行为控制(aPR=1.23)是独立预测因素。研究强调，未来GDMMs部署需整合行为改变模型以提升社区参与。

　　

在2023年，全球疟疾负担依然沉重，约有2.63亿病例和59.7万死亡病例，其中非洲地区占据了94%的病例和95%的死亡。乌干达是疟疾高发国家之一，位列全球前五位。尽管已有多种防控措施，如药浸蚊帐(ITNs)、室内滞留喷洒(IRS)、高风险人群的化学预防以及青蒿素联合疗法，但乌干达的疟疾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现有方法的局限性促使人们寻求新型、可持续的补充干预措施，基因驱动修饰蚊(GDMMs)便是其中之一。GDMMs通过基因工程使蚊子携带抗疟特性或阻断传播，有望通过替代野生蚊群来减少疟疾传播。非洲联盟已将GDMMs列为优先技术，但其实施成功不仅取决于科学效能，还依赖于社会可接受性、监管准备和社区支持。乌干达北部地区历史冲突频发、人口流离失所，且疟疾发病率全国最高，因此了解当地社区对GDMMs的认知、态度和接受度因素至关重要。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结合定量调查（n=301）和定性深度访谈（22人），以健康信念模型(HBM)和计划行为理论(TPB)为指导框架。定量部分通过多阶段分层抽样招募参与者，使用结构化问卷收集数据，态度等变量采用5点Likert量表测量，并通过Poisson回归分析影响因素。定性部分采用主题分析法，使用Atlas ti.9软件进行编码和主题提炼。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的中位年龄为35岁，56.1%为男性，44.2%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仅有19.9%的参与者听说过GDMMs，主要信息源为社交媒体（48.3%）。对GDMMs的接受度为64.1%（193/301）。在TPB构建方面，42.9%的参与者对GDMMs持积极态度，33.9%具有高主观规范得分，33.6%具有高感知行为控制得分。多变量分析表明，积极态度（aPR: 1.25, 95% CI: 1.05–1.49, p=0.013）、高主观规范（aPR: 1.28, 95% CI: 1.08–1.51, p=0.004）和高感知行为控制（aPR: 1.23, 95% CI: 1.05–1.46, p=0.013）是GDMMs接受的独立预测因素。

定性结果揭示了三个主题。在认知方面，多数参与者对GDMMs了解有限，存在信息不足的问题。促进因素包括感知益处（如减少疟疾病例、降低经济负担）、对卫生当局的信任以及安全保证。障碍方面，参与者表达了环境担忧（如对生态系统和非目标物种的影响）、伦理疑虑（如干预自然生态）以及科学信息不充分的批评。参与者建议加强社区宣传，采用通俗语言、视觉辅助和广播等形式，并呼吁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社区成员、卫生工作者和地方领袖。

讨论部分指出，尽管认知度低，但社区对GDMMs的接受度较高，与非洲其他研究一致。态度、社会规范和行为控制显著影响接受度，这与TPB理论吻合。低认知度可能源于GDMMs在公共讨论中的缺失，而社交媒体的作用凸显了其在信息传播中的潜力，但也需防范错误信息。环境与伦理担忧是主要障碍，未来需通过透明沟通和社区参与来解决。

本研究是乌干达首批评估社区对GDMMs认知和接受度的研究之一，但自报数据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倚，且未深入探讨伦理和环境担忧的根源。未来研究应结合定性方法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

总之，尽管认知有限，多数社区成员支持GDMMs用于疟疾防控。积极态度、社会规范和行为控制是关键影响因素。未来实施应整合行为改变模型，提升信任和采纳度，为GDMMs在高压地区的部署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