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背景下环境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熊类损害分布——以保加利亚罗多彼山脉为例

《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Socio-dem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hape the distribution of bear-caused damages in a depopulating mountain region

本刊推荐：针对保加利亚西部罗多彼山脉农村人口流失加剧人熊冲突的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MaxEnt模型，揭示了人口下降幅度（每降低1%对应年均增加8.47起损害事件）与LPASAN（农业主导的自然植被区）、CCT（复合耕作模式）等土地利用类型对冲突风险的显著影响。该研究为理解乡村空心化过程中的野生动物管理提供了关键生态学证据。

　　

在保加利亚雄伟的罗多彼山脉，一种悄无声息的变革正在上演：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外流，曾经人声鼎沸的村庄逐渐沉寂，而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棕熊（Ursus arctos），却开始以令人不安的方式重新宣告它们的存在。2004年至2022年间，该地区记录的熊类损害事件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共发生1296起冲突事件，其中小型牲畜（山羊、绵羊）受损占55.1%，蜂场破坏占28.5%，大型牲畜（牛、马）袭击占16.4%。这一现象与官方监测到的棕熊种群数量下降38%形成了鲜明对比，创造了一个生态学上的悖论：为何熊的数量在减少，而冲突却在增加？

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是欧洲许多乡村地区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变革。随着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政权1989年倒台后出现的城镇化浪潮，罗多彼山脉地区经历了显著的人口减少——2011年至2021年间平均人口下降达21%。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遗弃，曾经整齐的农田逐渐被自然植被重新占领，形成了半自然半人工的独特景观。与此同时，欧盟于2010年通过《理事会指令92/43/EEC》严格限制棕熊狩猎，虽然旨在保护这一物种，却被当地居民视为剥夺了他们处理人兽冲突的自主权。

为了解开这一复杂谜题，由Nikola Ganchev领衔的研究团队在《European Journal of Wildlife Research》上发表了他们的最新发现。研究人员采用多学科方法，旨在揭示人口变化、土地利用和海拔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了这一地区人熊冲突的空间分布格局。

研究团队运用了三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利用保加利亚国家统计研究所的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municipality（行政区）水平的社会人口变量；其次基于CORINE 2018土地覆盖数据，使用QGIS进行空间叠置分析，量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损害分布；最后应用MaxEnt（最大熵模型）物种分布模型，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变量）和海拔（连续变量）预测冲突高风险区域，模型采用10次交叉验证，设置10,000个背景点以确保稳定性。

人口下降是冲突的关键驱动力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面积、村庄总面积和2011-2021年人口下降百分比是预测熊损害发生率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最终模型解释了损害率方差的95%（调整后R²=0.947）。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城市人口每下降1%，年平均损害事件就增加8.47起。这一发现支持了研究人员的第一个假设：人口减少导致的人为威慑力（如噪音、人类活动、犬只）减弱，是冲突增加的关键因素。

土地利用类型决定冲突热点

空间分析揭示了损害分布的高度不均匀性。虽然LPASAN（以农业为主但有显著自然植被的区域）仅占研究区域的有限部分，却承载了最高比例的熊损害事件。这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特点是低强度人类活动、分散的农村住区和农业用地与自然植被的混合。CCT（复合耕作模式）和DUF（不连续城市结构）也被确定为高风险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损害事件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LPASAN区域。Satovcha、Ardino和Nedelino等城市拥有最高比例的LPASAN覆盖（分别占其领土的30.09%、29.48%和24.34%），却仅记录了总损害的2%。这表明冲突热点还与棕熊种群的核心分布区相关，主要集中在Smolyan、Chepelare、Devin、Banite和Laki等城市的针叶林、混交林和阔叶林区域。

冲突模式随时间的演变

通过比较2004-2009年和2020-2022年两个时期的MaxEnt模型，研究人员发现了冲突模式的显著变化。早期损害主要集中在海拔1000-1500米之间的相对受限区域，而近期损害则扩展到更低海拔（400-500米）和更接近人类定居点的区域。

海拔在解释冲突分布中的贡献从2004-2009年的28.1%下降到2020-2022年的17.6%，而土地利用类型的贡献相应增加。这一转变表明，熊类正逐渐适应在更低海拔、更接近人类活动的区域寻找资源，可能反映了行为适应或习惯化过程。

不同损害类型的独特模式

针对特定损害类型的分析揭示了更具细微差别的模式。蜂场损害表现出最集中的空间分布，主要发生在定居点及其周边区域（DUF、LPASAN、CCT），海拔低于1500米。这与蜂场通常位于人类定居点附近便于管理的现实一致。

相比之下，牲畜损害，特别是大型牲畜损害，在整个景观中的分布更为分散。大型牲畜损害与多种土地利用类型相关，包括牧场和非灌溉耕地，发生在更广的海拔范围内。这种模式反映了当地动物饲养实践的多样性：牛和马经常被放任无人看管地放牧数天甚至数周，而小型 homestead（宅基地）的牲畜通常在村庄外围放牧，这些较小规模的畜群已被证明更容易受到熊攻击。

管理启示与保护前景

研究结果描绘了一幅复杂图景：乡村人口外流和土地撂荒并非简单地减少人兽冲突，而是通过改变景观结构、野生动物行为和资源可用性，创造了新的互动动态。尽管棕熊种群数量在下降，但损害事件却在增加且地理分布扩大，这表明冲突驱动因素更多地与人和熊的行为变化相关，而非单纯的种群数量。

这些发现对保护管理具有深远意义。首先，针对性地实施预防措施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海拔800-1500米之间、人口减少率高的LPASAN和CCT区域。电动围栏应成为蜂场和牲畜保护的标准做法，而非例外。其次，需要改进管理实践，包括推广守护犬的使用、禁止长期无人看管放牧，以及改善废弃物管理（如安装防熊垃圾桶）。

此外，研究强调了机构信任和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当前繁琐的“问题个体”捕杀许可程序（有时长达40天）常常导致同一只熊造成更多损害，或误杀非问题个体，加剧了当地社区对机构管理能力的不信任。简化这一程序，结合问题个体的标记和监测，可能提高管理效率。

最终，成功的共存策略需要科学监测、适应性管理和社区参与的协同作用。随着乡村空心化和rewilding（再野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罗多彼山脉的经验为理解和管理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在新兴景观中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宝贵见解。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人口减少地区人兽冲突的生态机制，也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保护策略奠定了科学基础，这些策略既考虑生态现实，也尊重人类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