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益相关者对水源保护区面源污染控制的支付意愿研究：动机异质性、经济能力与政策信任的交互作用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Willingness to pay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for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in a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本文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分析了中国北方农村221名不同利益相关者（志愿者、村民、移民）对扩散污染控制措施（DPCMs）的支付意愿（WTP），揭示了其环境关切、政策态度与支付行为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支付动机存在四种典型类型，并呈现出绝对支付额与相对收入贡献的逆向关系。随机森林分析表明WTP和收入是核心决定因素。研究为设计差异化、社会公平的支付策略提供了可操作框架，对提升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环境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水保护区对于维持水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但它们持续受到非点源（NPS）污染的威胁。非点源污染的扩散性质对单纯依赖政府干预的传统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凸显了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财政贡献以建立可持续减缓框架的迫切性。这在农村中国尤为重要，缓解农村非点源污染（RNSP）是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基石。虽然最佳管理实践（BMPs）——包括工程和管理措施——已被广泛应用，但国际经验证实，长期有效性需要超越政府投资的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利益相关者对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WTP）是促进这种参与的直接机制。然而，关键的研究空白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研究问题：（i）这些关键群体在环境关切以及绝对与相对支付意愿方面存在哪些差异？（ii）什么动机原型可以解释他们的支付行为？（iii）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收入比例努力，如何决定支付意愿？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为潮河流域，该流域是北京重要的饮用水源和生态屏障，提供了近一半的城市供水。流域包括滦平、丰宁和密云三县，面积4,855.9平方公里。该地区地形以高山山脉、陡坡和深谷为特征。玉米和小麦是主要作物，实行集约化种植并施用化肥。

问卷设计遵循条件价值评估研究的最佳实践指南。支付价值并非预先确定，而是通过包含30名目标人群的试点研究实证得出。为尽量减少策略性和起点偏差，访谈员在接受培训后使用严格的中立脚本进行访谈。问卷内容除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年收入等基本问题外，还包括对环境问题的关切程度、遇到环境问题是否会寻求帮助、是否参与过水保护活动、对当前水污染状况的认知、对政府水污染保护政策的看法、为维护DPCMs支付额外费用的态度以及可接受的支付范围。

调查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所有访谈员均接受了标准化协议培训。研究获得了当地政府的伦理批准，所有参与者在参与前均知情同意。由于该地区主要是山区，村庄分布分散，采用了基于家庭户的调查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样本代表性。采用了基于人口类别、县和性别的分层抽样策略。环境志愿者通过合作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招募。

条件价值评估法用于分析利益相关者对DPCMs的支付意愿，并应用效用最大化原则通过构建市场幻觉来评估受访者的偏好。采用双边界二分法作为诱导技术。支付范围设定为可支配收入的0%–2%，相当于0–225 CNY，支付范围选项以25 CNY为步长递增或递减。

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交叉表分析。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确定不同地区支付金额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评估整个流域内影响支付金额的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结果

描述性统计显示，25.3%的利益相关者经常关注水质和污染问题，30.8%不关心，43.9%偶尔关心。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在环境问题出现时会寻求帮助。约32%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过水保护活动。62.9%的利益相关者认为政府保护水的政策有效。关于支付，16.3%的利益相关者不愿为DPCMs支付费用。那些既不愿意也不不愿意支付的人要么遵循政府政策，要么跟随公众意见，没有强烈的个人意见。30.8%的利益相关者明确表示愿意支付；11.3%非常愿意为DPCMs支付。只有23.5%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接受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1%或以上的金额。

根据环境关切和支付态度，利益相关者表现出四种支付原型：制度依赖型、矛盾关切型、责任谨慎型和自主行动型。制度依赖型环境关切最低，公共参与度最差，近一半认为水质无污染，尽管对政府效能信心高，但不愿采取个人行动。矛盾关切型决策受外部力量影响严重，污染警觉性第二高，求助倾向最强，但行为自主性严重受限。责任谨慎型表现出环境关切与风险评估之间的脱节，环境意识中等，但严重污染认知最低，行为模式显示制度依赖。自主行动型在所有维度上都表现出内生性责任驱动的参与，是唯一表现出认知行为协同的群体，污染意识最高，政策信任理性，行为一致性强，支付承诺绝对。

交叉表分析和转化机制分析表明，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参与DPCMs方面存在不同的转化路径。制度依赖型有有限但显著的正向转化潜力。矛盾关切型表现出异质性的支付行为，暗示双向流动性。责任谨慎型中有潜力通过增强信任建设或参与机制向自主行动型转化。自主行动型是稳定性锚，未观察到向被动群体的回归。

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的支付态度和支付意愿存在差异。近一半的留守村民表示愿意为DPCMs支付一定费用，而27.1%表示不愿支付。移民村民大多没有强烈的个人意见，跟随公众意见或听从政府政策，其支付能力集中在0至50 CNY。志愿者的支付意愿最高，85%的志愿者表示愿意为实施最佳管理措施支付一定费用，其支付额集中在76至100 CNY以及126 CNY以上。计算平均支付意愿，志愿者愿意支付的金额最高（99 CNY），其次是留守村民（67.5 CNY），移民工人愿意支付的金额最小（59.5 CNY）。

不同县的支付态度和支付意愿也存在差异。密云县利益相关者的支付态度相对分散，支付金额呈现两极分化。滦平县大多数受访者愿意支付，支付意愿集中在50–75 CNY。丰宁县的利益相关者支付态度明确为否，无人表示愿意支付0 CNY，绝大多数人的支付态度为<50 CNY。计算支付能力发现，密云县的最大支付金额为69.1 CNY，其次是滦平县（68.3 CNY）和丰宁县（36.9 CNY）。三个县的支付额均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丰宁县的支付额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54%，密云县占0.36%，滦平县占0.85%。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不同县利益相关者支付意愿的因素各不相同。在丰宁县，积极的支付态度与较高的支付金额相关，而性别有负面影响。在滦平县，对环境污染严重的认知对支付意愿有负面影响。在密云县，教育水平和公共参与对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

随机森林回归分析表明，模型对目标变量“可承受金额”的方差解释率达到86.5%。特征重要性分析显示，支付意愿和收入水平是核心驱动因素，共同占解释力的51.3%。次要因素包括教育水平、年龄和对政府政策的评价。性别和求助倾向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讨论与政策启示

较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中国中央政府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对农村发展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种投资不平衡，加剧了地区差异。密云县受益于强大的市政府投资，经济状况和环境质量更先进，但高度的政府干预培养了利益相关者的依赖性。丰宁县是河北省最贫困的县之一，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其环境保护的绝对支付额明显低于其他两县。然而，这种支付水平的经济差异并不能完全反映当地的环境态度。先前研究显示丰宁县面源污染较高，对环境最佳管理实践的接受度最高，表明尽管存在经济约束，其对环境改善有强烈的潜在愿望。较不发达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实际上愿意将其收入的更高比例用于环境保护。

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支付意愿和支付态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利益相关者感受到的个人责任差异。环境志愿者参与了更多的环境保护活动，表现出更高的环境意识，因此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移民工人的支付意愿最低，原因是尽管他们居住在农村，但由于长时间在城市工作，对居住地的归属感较低。留守村民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条件有更高要求，但由于经济水平限制，即使有较强的个人和社会责任感，也无法支付太多，但支付额高于移民工人。通常，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自身利益，而政府往往从管理者的角度设计政策和措施。需要进一步努力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个人责任融入社会责任。建立圆桌机制并通过圆桌谈判使参与有意义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口头承诺与实际行动：本研究中，假设支付态度代表口头承诺，而支付意愿代表实际行动。尽管不普遍，但在研究中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一些受访者原则上表示愿意支付，但最终报告的支付金额为零。这代表了一种支付意愿，但在涉及支付金额时改变了主意。这些主要是环境志愿者。中国的普遍情况是公众关注环境管理的结果，但不了解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如何参与治理。这导致了高环境关切和低参与度。矛盾态度反映了对支付意愿同时存在的积极和消极倾向，这是行为意图的有力预测指标。潜在原因复杂，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方法：环境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协商和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利益。自上而下的方法在主要具有公共效益的项目中最常见。中国的集中模式因在环境决策中边缘化公众参与而受到批评。公众对政府的挫败感可能源于政策疏离和制度信任的缺乏。这导致了对政策的被动接受，以及最小的努力或不作为，而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主动改变和适应。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利益相关者的公共参与度相对较低。服从政府安排表面上是相信政府，但实际上，利益相关者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下是无力的。这也为环境管理提供了新思路。自下而上的咨询过程涉及积极鼓励地方利益相关者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参与，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方法创建的政策的接收者。国际经验证明，良好的榜样可以影响基层群众。在中国农村，由于同一村庄内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利益，榜样的影响具有巨大潜力。政府公信力和好坏的榜样可能导致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相互转化。因此，政府不应限制利益相关者参与环境管理，而应给予他们更多机会参与政策制定。然而，在复杂的农村背景下，缺乏系统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可能导致管理混乱和利益冲突。一个国际成功案例结合了广泛的参与性方法和专家主导的方法。科学和地方利益相关者知识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

局限性

由于该地区主要是山区，村庄分布分散，加上人口特征的实际挑战，最终样本量未达到理想目标。虽然实施了分层随机抽样以增强样本代表性，但本研究存在几个关键局限性。首先，承认更大的样本量更理想，但本样本量与许多在农村环境进行的严谨环境经济学条件价值评估研究相当。未来研究应旨在从更广泛的地理区域招募更大、人口更多样化的样本。其次，参与者池仅集中于农民和环境志愿者，排除了流域内的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缺乏多利益相关者视角限制了研究结果在更广泛环境治理背景下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应优先进行多主体调查。第三，志愿者的参与为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参与者，但必须注意这些个体具有高度的热情、认同感和对水环境保护的责任感。他们的观点、态度和支付意愿并不代表普通公众。然而，本研究的目的未必是估计整个人口的平均支付意愿，而是识别和理解最有可能为环境保护付费的“关键群体”或“核心支持者”。此外，无应答偏差是调查研究常见的局限性。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环境关切和收入比例框架，系统分析了中国北方农村221名利益相关者对扩散污染控制措施的支付意愿，为DPCMs提供了新颖见解。研究发现支付动机存在四种不同的行为原型，揭示了环境关切并非单一，而是跨利益相关者系统性地变化。关于DPCMs的支付意愿大小，存在显著差异，并揭示了一个显著的悖论：低收入受访者贡献了其收入的更高比例。志愿者表现出极高的绝对支付意愿，突出了非经济驱动因素的作用。关于环境关切与支付意愿的关系，随机森林分析量化了这种联系，确定支付意愿和收入是主要预测因素，共同解释了51.3%的方差。这些结果强调，有效的DPCM策略应结合经济能力、政策信任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动机。因此，建议：基于收入的分级贡献系统；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定向补贴；以及让当地人参与监督的参与式监测。未来的工作不仅应优先进行长期行为研究，还应优先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实际合作，共同设计和试点这些机制，评估其现实影响，以实现可扩展、可持续的污染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