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公众对新型二氧化碳去除技术的支持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驱动因素分析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Beyond environmental identity: Testing public support for novel carbon dioxide removal in Australia using structural modelling

本文针对澳大利亚公众对新型二氧化碳去除（CDR）技术接受度的研究空白，研究人员通过在线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了信任、环境认同和风险收益感知等因素如何影响公众对直接空气碳捕获与封存（DACCS）、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封存（BECCS）、增强岩石风化（ERW）和生物炭（Biochar）四种CDR技术的支持。结果表明，公众普遍支持小规模试验，感知收益和制度信任是主要积极驱动因素，而“干预自然”的担忧通过增加风险感知降低支持度。研究为CDR在澳大利亚的负责任部署提供了关键社会维度见解。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将全球温升控制在《巴黎协定》目标内已成为紧迫任务。除了大幅减排，从大气中主动去除二氧化碳（CO₂）的负排放技术也被视为实现净零目标的关键补充手段。在众多方案中，新型二氧化碳去除（CDR）技术，如直接空气碳捕获与封存（DACCS）、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封存（BECCS）、增强岩石风化（ERW）和生物炭（Biochar），展现出巨大潜力。澳大利亚凭借其广袤的土地和独特的自然资源，被认为是部署这些技术的理想之地。然而，技术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其科学可行性和经济性，更离不开公众的接受与支持。目前，关于公众如何看待这些新兴CDR技术的研究多集中于北半球国家，在澳大利亚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理解公众态度的驱动因素，对于制定包容、负责任的技术研发和政策部署策略至关重要。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上发表论文，首次对澳大利亚公众关于四种新型CDR技术的支持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性的实证研究。研究人员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澳大利亚公众对不同CDR技术的支持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哪些心理和社会因素（如信任、价值观、风险与收益感知）共同塑造了公众的支持态度？

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于2022年8月至12月期间，对澳大利亚全国代表性样本（n=340）进行了在线调查。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关于DACCS、BECCS、ERW和Biochar四种技术的简介，并在理解基本信息后，评估他们对每种技术进行小规模现场试验和大规模部署的支持度。此外，调查还测量了参与者对相关机构的信任度、环境自我认同（即个体将自己视为“环保人士”的程度）、对“干预自然”的担忧程度，以及对CDR技术潜在收益和风险的感知。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这一多变量统计分析技术，来检验一个预设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假设制度信任、环境自我认同和“干预自然”的担忧会通过影响收益和风险感知，进而间接影响对CDR的支持度。

研究的关键方法包括利用在线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确保样本在性别、年龄、地域等方面的全国代表性。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如Cronbach‘s Alpha）整合调查条目，构建如“感知收益”、“感知风险”等复合变量。使用方差分析（ANOVA）比较公众对不同CDR方法支持度的差异。最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并修正理论模型，分析各变量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并通过比较拟合指数（CFI）、塔克-刘易斯指数（TL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等指标评估模型与数据的匹配程度。

支持度在不同CDR方法间的差异

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公众对四种新型CDR技术总体上持支持态度。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支持所有技术的小规模试验和大规模部署。其中，对Biochar的支持度最高（试验72%，部署65%），而对ERW的支持度相对最低（试验63%，部署53%），DACCS和BECCS的支持度介于两者之间。统计检验表明，不同CDR技术之间的支持度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Biochar和ERW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尽管CDR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获得认可，但公众对不同技术路径的偏好并非均一，可能与技术本身的特点、公众理解难度或感知到的自然亲和性有关。

影响支持度的关键驱动因素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揭示了影响公众支持度的复杂心理机制。修正后的模型拟合良好，清晰地展示了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路径：

1. 1.
   感知收益的核心作用：公众对CDR技术潜在收益的感知是推动支持度的最强预测因子（β = .49）。当人们认为CDR技术安全、成本效益高、环境友好且可持续时，他们的支持意愿会显著增强。
2. 2.
   感知风险的抑制作用：对技术可能带来意外副作用、威胁人类和自然的担忧，会显著降低支持度（β = -.17），但其影响力小于收益感知。
3. 3.
   制度信任的基石效应：对大学、科研机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关键责任主体的信任，不仅直接提升支持度（β = .16），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强收益感知产生强大的间接促进作用（β = .51）。这表明在技术发展初期，可信的机构是公众形成积极判断的重要依据。
4. 4.
   “干预自然”担忧的负面影响：普遍存在的“不应干预自然”的观念会显著增加人们对CDR技术的风险感知（β = .23），从而间接削弱支持度。这凸显了CDR技术可能面临的伦理和价值观层面的挑战。
5. 5.
   环境自我认同的双重角色：具有强烈环保自我认同的个体，一方面会直接表现出对CDR技术的更高支持（β = .10），可能视其为应对气候危机的必要工具；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敏锐地感知到相关风险（β = .16），体现出该群体在支持新技术时的审慎态度。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系统评估了澳大利亚公众对四种新型CDR技术的态度，并首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影响支持度的关键心理驱动因素。核心结论是：澳大利亚公众对新型CDR技术总体持支持态度，尤其倾向于先开展小规模试验；支持度主要由对技术收益的积极预期所驱动，而非对风险的担忧；制度的公信力是建立公众信心的重要基础；而关于技术是否“干预自然”的伦理考量以及个人环保身份认同，则通过影响风险感知复杂地作用于最终的支持决策。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它构建并验证了一个适用于CDR领域的公众接受度模型，将制度信任、环境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等社会心理因素整合进来，深化了对新兴环境技术社会维度的理解。在实践层面，研究为澳大利亚及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技术开发者和沟通者提供了关键启示：首先，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应优先与公众沟通CDR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在收益及其协同效益（如土壤改良）。其次，建立和维护负责任、透明的研究与治理体系至关重要，以赢得公众信任。最后，需要坦诚地探讨CDR技术可能涉及的“干预自然”等伦理问题，通过包容性的对话化解公众疑虑，特别是对于那些环保意识较强的群体。

总之，这项研究强调，新型CDR技术的成功部署不仅是一场技术竞赛，更是一个社会过程。理解和回应公众的关切、价值观和期望，是确保这些技术能够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发展，并最终为全球气候目标做出贡献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CDR方法支持度差异的深层原因，并追踪随着技术发展和公众认知深化，这些驱动因素可能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