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素养对国民数字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的影响：一项4578名用户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Do people with limited health literacy access and take up treatment in a national digital mental health service?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4578 service users.

本研究聚焦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在数字心理健康(dMH)服务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对澳大利亚MindSpot服务平台4578名用户的前瞻性队列分析，发现11.4%用户存在有限健康素养，该群体虽呈现更复杂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更高临床严重度(PHQ-9/GAD-7评分更高)，但其治疗注册(OR=0.92, p=0.314)与启动(OR=1.17, p=0.393)未受显著影响，表明dMH服务可能突破传统医疗障碍，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接入路径。

　　

在心理健康服务数字化浪潮中，一个关键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当医疗服务从诊室转移到屏幕，那些在传统医疗系统中因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不足而面临障碍的群体，能否真正受益于数字心理健康(digital mental health, dMH)服务？健康素养——即个体获取、理解和应用健康信息做出适当健康决策的能力——已被证实是影响传统医疗服务可及性、参与度和疗效的核心因素。然而，在迅速扩张的数字心理健康领域，健康素养的作用却如同未被绘制的海域，其对于服务可及性和治疗参与的影响机制始终是重要的知识空白。

这种认知缺失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现实矛盾：数字心理健康服务的推广本意是突破地理、经济和社会障碍，为传统医疗服务中的"失语群体"提供更平等的接入机会。但现实数据显示，典型dMH服务用户画像与传统面对面服务用户高度重叠——以英语为母语的都市女性、中等教育水平者仍占主导。这是否意味着数字健康革命反而加剧了医疗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当医疗服务界面从人性化的医患对话转变为需要自主导航的数字平台，健康素养不足的个体是否会在数字鸿沟中进一步边缘化？这些问题亟待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予以解答。

为解开这个谜团，由Alana Fisher领衔的研究团队在《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国家数字心理健康服务平台MindSpot的4578名用户进行前瞻性队列分析，首次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系统描绘了健康素养与dMH服务使用的关联图谱。研究团队采用单项目素养筛查(Single Item Literacy Screener, SILS)这一经过验证的高效工具，通过"您需要他人帮助阅读医疗说明材料的频率"这一问题，以得分≥3分(5分钟)作为有限健康素养的界定标准。

研究方法的核心在于对2024年1月至6月期间完成MindSpot平台初始评估的成年用户队列进行多维度分析。除健康素养筛查外，研究同时采集了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严重度指标(采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自杀风险等级及既往求助行为等关键变量。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团队逐层剖析了有限健康素养与基线特征的关联，及其对治疗注册(是否加入在线课程)和治疗启动(是否开始第一课)两个关键服务节点的影响。

3.1. 样本特征

研究队列平均年龄34.5岁，女性占74.3%，大学以下学历者占59.9%，基线抑郁(PHQ-9评分均值14.9)和焦虑症状(GAD-7评分均值12.6)均处于中度范围，32.8%的用户存在自杀风险升高。这一人口学特征与澳大利亚主流dMH服务用户画像基本吻合，增强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3.2. 样本中的有限健康素养

在服务旅程的各个阶段，有限健康素养用户均占少数但稳定的比例：初始评估阶段为11.4%(521/4578)，治疗注册阶段为10.2%(34/333)，治疗启动阶段为9.4%(25/254)。这一比例与2018年澳大利亚全国健康素养调查中心理健康人群的数据(11%)高度一致，提示dMH服务可能并未对健康素养不足群体构成额外屏障。

3.3. 有限健康素养与基线变量的关联

有限健康素养与多项社会人口学劣势显著相关：年轻用户(OR=0.98, p<0.001)、原住民(OR=2.16, p<0.001)、英语不熟练者(OR=0.21, p<0.001)、低学历(OR=0.32, p<0.001)、失业(OR=0.34, p<0.001)和未婚(OR=0.42, p<0.001)群体中有限健康素养比例更高。临床维度上，该群体抑郁(PHQ-9评分高2.6分)和焦虑症状(GAD-7评分高2.0分)更严重，自杀风险也显著升高(OR=1.59, p<0.001)。

3.4. 有限健康素养与服务使用结果的关联

最具启示性的发现是：有限健康素养与治疗注册(OR=0.92, p=0.314)和启动(OR=1.17, p=0.393)均无显著关联。无论健康素养水平如何，用户进入和开始治疗的比率相近。值得注意的是，59.5%的用户通过治疗师引导注册，81.7%选择治疗师指导模式，这种支持性服务框架可能缓冲了健康素养不足的潜在负面影响。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这些发现的深层含义。有限健康素养在dMH服务用户中的流行率(11.4%)虽低于系统综述报告的线下心理健康服务数据(27%-48%)，但恰好匹配全国人口水平，暗示数字平台可能未如担忧那样排斥该群体。更值得注意的是，健康素养不足与社会经济劣势和临床复杂性的"双重负担"模式——这些用户不仅面临教育、就业和语言障碍，还承受更严重的心理症状和自杀风险，却仍能以同等几率接入服务。

这种"可及性平等"现象可能源于MindSpot服务的混合支持模式。超过八成用户选择治疗师指导课程，近六成通过治疗师对话完成注册，这种"人的连接"可能补偿了纯数字交互对健康素养的要求。治疗师在评估结果解读、治疗选项解释和决策支持中的作用，实质上构成了隐性的健康素养促进策略，通过多种沟通模式(语音、文字、可视化信息)降低了对单一文字理解能力的依赖。

然而，研究者也谨慎指出SILS单项目筛查的局限性——它仅捕捉基础功能健康素养，而无法反映理解、评价、应用健康信息等高阶能力。澳大利亚全国调查显示，在不同健康素养维度上，困难比例可从5.1%波动至22.2%。因此，实际存在健康素养相关挑战的用户比例可能高于当前数据。此外，作为可选项目置于评估末端的SILS，可能被健康素养最低的用户群体跳过，造成低估风险。

这项研究的实践意义深远而具体：它证实dMH服务可作为健康素养不足群体接入心理健康服务的可行路径，特别是当服务设计中融入专业支持元素时。对于服务提供者，研究强调需采用健康素养响应式策略——避免专业术语、使用视觉辅助、提供6年级以下阅读水平材料、采用"回授法"(teach-back)确认理解——以确保信息真正触达多元用户群体。

展望未来，研究指明需深入探索健康素养对治疗持续参与和长期疗效的影响，以及不同服务模式(自导vs治疗师引导)如何差异化地满足多元健康素养需求。在数字健康加速发展的时代，这项研究敲响了包容性设计的警钟：只有主动识别并响应健康素养多样性，数字医疗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其普惠承诺，而非在新技术外衣下复制旧有的健康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