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导向行为与海马活动预测酒精使用障碍中饮酒意图对真实生活的影响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Goal-directed behavior and hippocampal activity predict real-life impact of drinking intentions in alcohol use disorder

本研究针对酒精使用障碍(AUD)患者为何难以实现饮酒控制这一临床难题，通过结合计算精神病学范式和生态瞬时评估(EMA)技术，创新性地探讨了目标导向(模型基于)行为与日常饮酒控制的关系。研究人员对67名AUD患者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下的两阶段决策任务测试，并开展长达一年的智能手机EMA随访，发现模型基于行为水平较高、海马体模型基于学习信号较强而腹侧纹状体(VS)信号较弱的个体，能更好地将饮酒意图转化为实际减少饮酒的行为。这一发现为AUD的个体化干预提供了新的生物行为标记物。

　　

在全球范围内，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 AUD)影响着约8.6%的人口，其特征之一是对饮酒行为控制能力的减弱。传统理论认为，AUD的发展伴随着从目标导向行为向习惯性行为的转变，即个体逐渐失去对饮酒行为的主动控制，转而受环境线索驱动。然而，这一理论在人类研究中的证据并不一致，且目标导向行为与日常饮酒控制之间的直接联系尚未明确。

为探究这一科学问题，德国研究团队在《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项创新性研究。他们巧妙地将实验室内的计算精神病学范式与真实世界的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相结合，对67名轻度至重度AUD患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追踪。研究开始时，参与者完成了fMRI下的两阶段决策任务(Two-Step Task)，以评估其模型基于(Model-Based, MB)行为水平；随后通过智能手机APP定期报告饮酒意图和实际饮酒量。

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两阶段任务的计算建模量化模型基于行为参数ω；fMRI记录任务期间的脑活动；智能手机EMA长期追踪真实饮酒行为；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s, LMM)分析行为与神经标记物对饮酒意图实现程度的调节作用。

行为与神经 correlates of model-based behavior in the two-step task

参与者表现出中等水平的模型基于行为(ω=0.63±0.22)，且其程度与AUD严重程度无显著相关。全脑分析发现，模型基于奖励预测误差(Reward Prediction Error, RPE)成分与双侧海马体、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VS)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的活动显著相关。

Model-based behavior and related neural signals modul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inking intentions in AUD

线性混合模型分析显示，模型基于行为水平与"减少饮酒"意图存在显著交互作用(β=-1.06, p=0.001)。模型基于行为水平较高的个体，在有减少饮酒意图的日子里酒精摄入量显著降低。同时，海马体的模型基于信号增强(β=-0.75, p=0.017)和VS的模型基于信号减弱(β=0.38, p=0.046)也调节着意图的实现效果。

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s, GLMM)分析进一步证实，上述效应主要由戒酒天数增加驱动，而非饮酒日的饮酒量控制。

研究结论指出，目标导向行为及其神经基础，特别是海马体在模型基于学习中的作用，是AUD患者实现饮酒控制的关键因素。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计算精神病学概念的生态效度，还为个体化干预提供了新靶点：对于模型基于行为水平较高的患者，认知行为干预可能更有效；而对于水平较低者，则需要针对习惯性学习过程的替代疗法。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将实验室测量的计算行为标记与长期真实世界饮酒数据相结合，揭示了目标导向行为在意图转化为行动中的关键作用。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开发针对模型基于行为的干预措施，帮助AUD患者重获饮酒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