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中介效应分析

《Acta Tropica》：How does rural tourism affect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rmers' livelihoods

本研究针对乡村旅游发展如何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这一关键问题，创新性地将心理学理论融入可持续生计框架(SLF)，构建了以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研究人员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福建三地879份农户问卷进行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总效应0.544)，其中通过构建经济安全、提升自我效能和强化身份认同等多维路径发挥中介作用。该研究为制定符合农民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的乡村旅游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可持续提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特别强调要通过多元化经济模式改善农民福祉。乡村旅游以其资源消耗低、文化传承性强和经济效益显著等优势，成为许多国家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策略。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并未必然带来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同步提升，社区冲突、文化同质化等问题反而使学者们开始反思乡村旅游与农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商学院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的林秀智和林其福研究员聚焦中国乡村旅游实践场景，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中国乡村旅游市场近年来持续扩大，已形成农旅融合、生态康养、文化体验等多元化发展模式，2025年第一季度国内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7.07亿人次，总收入412亿元，带动就业712万人。然而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不当开发导致的环境问题、农民在旅游利益分配中话语权不足、旅游目的地多方主体冲突等，这些因素都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复杂影响。

为深入解析乡村旅游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研究人员独辟蹊径地将心理学理论融入可持续生计框架(SLF)，构建了"刺激→有机体→反应"的心理逻辑链。他们提出乡村旅游作为外部环境刺激，通过驱动农户生计资本重组和生计策略调整，最终影响其需求满足和情感体验，从而作用于主观幸福感。这一理论框架巧妙地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农户福祉维度相对应：经济水平、健康条件等基础福祉对应生理安全需求，社会关系维度对应归属与爱的需求，文化传承维度则关联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

研究团队于2024年1月至2025年8月期间，在福建省顺昌县、莆田市城厢区和福州市晋安区18个村庄开展问卷调查，共获取879份有效问卷，问卷整体Cronbach's α系数达0.9，数据可靠性良好。研究采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系统分析：使用OLS进行基准回归，通过替换变量算法和子样本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创新性地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机制检验，该方法特别适合形成性测量模型的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30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控制其他变量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农民主观幸福感显著提高0.302个单位。模型R²为0.464，说明所选自变量共同解释了农民主观幸福感46.4%的变异。通过改变自变量算法、因变量算法和分样本回归等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保持稳定，证明结果具有较强可靠性。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研究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是否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处理变量，选取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作为协变量进行匹配。四种匹配方法（最近邻匹配、卡钳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果高度一致，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平衡性检验显示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偏差率绝对值均低于10%，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机制分析部分通过PLS-SEM揭示了复杂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对六类生计资本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0.400)，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小(0.253)。除自然资本外，其余五类生计资本均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其中金融资本的影响最强(0.209)，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弱(0.089)。路径调节效应(f²)分析显示，"自然资本→生计策略"等10条路径的调节效应较小，而大多数其他路径处于中等水平，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资本-生计"转换过程的间接性和福祉的多维性特征。

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达到0.544，其中直接效应为0.307，间接效应通过多条中介路径实现。具体而言，乡村旅游通过构建经济安全（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提升自我效能（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强化身份认同（文化资本）三条心理路径，驱动农户生计策略的多维正向调整。这一基于资源整合和能力重构的动态过程，不仅满足了农户的生理、安全等基本需求，还实现了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从而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研究结果验证了大部分理论假设，但发现自然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不显著，这与预期有所不同。分析表明，这可能是因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土地流转问题减少了部分农户的耕地总面积，加之土壤质量、农业生产技术等因素制约了耕地亩产效益的显著提升，从而限制了自然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整体影响。

讨论部分从心理学视角深入解读了研究发现的理论内涵。研究人员指出，乡村旅游对人力资本影响最大，是因为其为农户提供了更多学习培训机会，不仅提升了知识技能水平，还增强了自我效能感；而对自然资本影响最小，则是因为农户往往将其视为"被动生存资料"而非"可控发展资源"，弱化了其心理赋能效应。金融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最强，是因为其提供了最直接的心理控制感和决策灵活性；社会资本影响最弱，则是因为其价值难以量化、收益具有滞后性，农户难以清晰预期其实际效用。

该研究在理论层面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从心理学视角揭示了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中介作用，拓展了心理学理论在乡村发展研究中的应用边界；二是结合测量指标特征采用形成性结构方程模型，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分析范式。

在实践层面，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应加强自上而下的宏观引导，通过支持性宏观环境刺激提升农户心理体验，如统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建立分层荣誉激励体系等；另一方面要激发自下而上的社区赋能，通过建立"乡村旅游互助合作社"、设计"阶梯式能力建设计划"等措施，促进农户自主发展，实现主观幸福感的可持续提升。

研究团队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未对调研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分类，未来可深入探索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对农户福祉影响的差异；受横截面数据限制，未能分析农户幸福感提升后对乡村旅游的反向影响，后续可采用多期面板数据进行追踪分析。该研究成果为制定符合农民心理需求和行为模式的乡村旅游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可持续提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