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校校长面临的冲突与负面行为：对健康、工作能力和生活满意度的横断面研究

《BMC Research Notes》：The occurrence and co-occurrence of conflicts and negative act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self-rated health, workability, and life-satisfa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Swedish school principals

本研究针对瑞典学校校长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冲突与负面行为问题，通过横断面调查分析了2670名校长的经历。结果显示，75%的校长经历过冲突，27.1%遭受骚扰，22.4%面临暴力威胁，这些经历与较差的自我评估健康、工作能力和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研究强调了改善校长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为教育管理者的职业健康保护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当今教育体系中，学校校长作为教育机构的核心管理者，承担着组织教学、管理教职员工、保障校园安全等多重职责。然而，这一职业群体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往往被忽视。随着教育环境的日益复杂化，校长们需要应对来自学生、家长、教师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这使得他们的工作环境充满了各种挑战。特别是在瑞典，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校长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大，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加。

近年来，校园中的冲突和负面行为问题日益引起关注。瑞典工作环境管理局的报告显示，针对学校教职工的威胁和暴力事件显著增加，这一趋势令人担忧。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教师和学生的经历，对校长这一关键群体的关注相对不足。校长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其身心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个人生活质量，更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运行效率和教育质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Roger Persson及其研究团队开展了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该研究旨在系统考察瑞典学校校长在工作中经历的冲突和负面行为（包括骚扰、性骚扰、暴力威胁、身体暴力和欺凌）的发生情况，并探讨这些经历与校长们的自我评估健康、工作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Research Notes》期刊上，为理解教育管理者的职业健康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团队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对2670名瑞典学校校长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校长来自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包括义务教育学校（46%）、学前教育机构（27%）、高中（15%）、成人教育（7%）以及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结合的机构（5%）。研究样本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平均年龄为49.4岁，其中78%为女性，77%受雇于市政当局。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团队采用了经过验证的量表工具。冲突和负面行为的评估借鉴了丹麦人口研究中的项目，包括六个核心问题，涵盖冲突、骚扰、性骚扰、暴力威胁、身体暴力和欺凌等方面。健康 outcomes 的评估包括自我评估健康（SRH）、工作能力指数（WAI）中的当前工作能力评估（WAI 1a）、与身体需求相关的工作能力（WAI 2a）以及与心理需求相关的工作能力（WAI 2b），同时还评估了整体生活满意度。统计分析采用了Spearman等级相关、卡方检验和逻辑回归分析等方法，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冲突和负面行为的发生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中，约74.7%的学校校长经历过冲突，27.1%遭受过骚扰，22.4%面临过暴力威胁，7.2%经历过身体暴力，5.9%遭受过欺凌，2.7%经历过性骚扰。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8.9%的校长报告既未参与冲突也未遭受任何负面行为。这些数据揭示了校长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社交互动问题，其中冲突的发生率尤其突出，远超一般职场人群的报告水平。

冲突和负面行为的共同发生模式

数据分析显示，冲突与各种负面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共同发生模式。约40%的校长报告至少经历过五种负面行为中的一种，这表明负面行为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冲突与骚扰、暴力威胁等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尤为显著，提示这些现象可能具有共同的潜在原因或相互强化的机制。这种共同发生模式也意味着预防措施需要采取综合性的策略，而不是针对单一问题的零散干预。

冲突和负面行为的来源分析

研究发现，家长和教师是冲突和骚扰中最常见的对方当事人。在暴力威胁和身体伤害方面，家长和学生是主要来源，而身体暴力行为主要由学生实施。对于欺凌行为，教师、管理同事和上级是最常见的施害者。这种差异化的来源分布表明，校长需要应对来自不同群体的社交挑战，每种关系都需要特定的管理策略和应对措施。

冲突和负面行为与健康 outcomes 的关联

逻辑回归分析显示，骚扰、威胁和欺凌经历与较差的自我评估健康、较低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满意度 consistently 相关。经历过性骚扰的校长报告了与心理需求相关的工作能力较低和整体生活满意度较低。即使控制了年龄、学校类型和性别等因素，这些关联仍然显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能力与心理需求相关的评估对负面经历最为敏感，这反映了校长工作中心理因素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通过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揭示了瑞典学校校长面临的职业社交环境挑战及其健康影响。研究结果强调，改善校长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包括内部的工作同事和外部的家长等）的社会互动质量，对于维护校长的健康和工作效能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的冲突和负面行为的高发生率，以及它们与健康 outcomes 的显著关联，为教育管理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支持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以及数据收集时间（2018-2019年）可能无法反映最新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些发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示需要持续监测学校校长的工作环境状况。从实践角度看，研究结果支持采取综合性的干预措施，包括冲突管理培训、心理健康支持和组织文化建设等，以促进学校校长的职业健康和福祉。

这项研究不仅增进了对教育管理者工作环境的理解，也为全球范围内的学校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教育系统的不断演变和复杂化，确保学校校长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将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有效的干预策略，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校长工作环境的异同，从而为教育管理者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