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二肽基肽酶3（cDPP3）升高作为食管切除术后并发症的预测标志物：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Langenbeck's Archives of Surgery》：Elevated circulating dipeptidyl peptidase 3 (cDPP3) as a predictor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esophagectomy patients

本研究针对食管切除术高并发症风险的临床难题，聚焦新型生物标志物循环二肽基肽酶3（cDPP3），通过前瞻性单中心队列分析，发现cDPP3水平与器官功能障碍（SOFA评分≥2）、吻合口漏及脓毒症显著相关，尤其术后72小时cDPP3峰值对并发症预警价值突出，为围术期风险分层和早期干预提供了潜在靶点。

　　

食管癌作为侵袭性强的恶性肿瘤，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中晚期。尽管食管切除术是局部病灶根治的主要手段，但其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发生率高，始终是胸外科领域的严峻挑战。据统计，术后脓毒症发生率可达25%，心血管并发症影响约三分之一患者，而吻合口漏（10%-25%）和肺炎（10%-20%）更是导致恢复延长及长期生存率下降的关键因素。传统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在特异性与早期预警方面存在局限，亟需更敏感的生物标志物以优化围术期管理。

在此背景下，循环二肽基肽酶3（circulating dipeptidyl peptidase 3, cDPP3）这一锌依赖性金属肽酶引起学界关注。cDPP3可通过降解血管紧张素II等生物活性肽，参与血管舒张与循环衰竭的病理过程，近年已被证实与危重患者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风险密切相关。那么，cDPP3能否作为食管切除术后并发症的早期预测指标？为回答这一问题，德国汉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在《Langenbeck's Archives of Surgery》发表最新研究，通过前瞻性设计探索cDPP3在食管切除术患者中的动态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研究采用前瞻性单中心队列设计，纳入20例接受食管切除术的食管肿瘤患者，排除转移性肿瘤、免疫抑制或术前需血管活性药物支持等混杂因素。通过术前及术后24、72、120、168小时五个时间点采集血样，使用Nexus IB10分析仪检测cDPP3浓度（检测范围5-150 ng/ml），并以健康成人中位数14 ng/ml和97.5百分位数41 ng/ml为临界值划分正常、升高与高水平。同时记录手术细节、液体管理量、并发症（如肺炎、吻合口漏、脓毒症）及SOFA评分等指标，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评估。

研究结果

cDPP3水平与术后并发症的关联

术后cDPP3水平呈现动态变化，峰值出现在术后第1天和第5天。重复测量分析显示cDPP3随时间推移差异显著（p=0.02），而CRP（p=0.12）和白细胞计数（p=0.74）无显著变化。cDPP3升高与多种严重并发症相关：术后72小时水平与吻合口漏显著相关（p<0.01），168小时水平与ICU住院时间超过7天呈正相关（r=0.45, p<0.05）。此外，cDPP3与SOFA评分增加≥2分从72小时起持续显著相关（p<0.05），表明其与器官功能障碍进展密切关联。

cDPP3对特定并发症的预测价值

如图1所示，吻合口漏患者cDPP3水平整体更高（56.38±47.77 ng/ml vs 35.72±32.35 ng/ml），尤其在术后24小时差异显著（p=0.01）。尽管肺炎与心律失常患者cDPP3均值较高，但未达统计学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7例基线cDPP3升高患者均出现术后并发症，提示术前cDPP3或可用于风险分层。

手术因素与cDPP3的交互作用

研究发现手术时间与术后24小时cDPP3水平呈负相关（r=-0.562, p=0.01），术中输液量亦与24小时cDPP3负相关（r=-0.495, p=0.03）。这一反直觉结果可能反映更精准的手术操作与液体管理减轻了组织损伤与炎症反应，进而抑制cDPP3释放。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系统验证cDPP3在食管切除术后并发症预测中的价值。其与SOFA评分、吻合口漏及ICU住院时间的强关联性，支持cDPP3作为组织损伤与炎症应激的敏感指标。cDPP3可能通过降解血管紧张素II加剧循环不稳定，进而促进器官功能障碍进展。结合CRP等传统标志物，cDPP3有望构建多维度预警体系，助力临床医生早期识别高危患者并调整治疗策略，如优化液体管理、加强器官功能监测等。

然而，研究存在单中心小样本（n=20）、短随访期（30天）等局限，未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亦限制了对混杂因素的控制。未来需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研究验证cDPP3的临界值与临床适用性，并探索其在不同手术类型中的普适性。综上，cDPP3展现出作为食管切除术后并发症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其融入临床决策流程或可推动围术期管理向精准化、个体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