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埃塞俄比亚难民妇女从短效避孕转向长效可逆避孕的意愿研究

《Contraception and Reproductive Medicine》：Intention to switch from short-acting to long-acting reversible contraceptives among refugee women in Ethiopia: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探讨埃塞俄比亚难民妇女从短效避孕(SAC)转向长效可逆避孕(LARC)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主观规范(SN)是意愿最强的预测因子(β=0.74)，态度(β=0.16)和感知行为控制(PBC)(β=0.17)亦显著相关。研究为改善难民地区生殖健康服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对UNHCR等机构制定干预策略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全球人道主义危机背景下，难民妇女的生殖健康需求常被忽视。据统计，全球有约2070万难民和48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其中许多妇女因战乱、医疗资源匮乏而面临极高的意外妊娠和孕产期风险。尽管避孕措施能有效帮助她们规划生育、降低健康风险，但难民地区的避孕使用率仍处于低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短效避孕方法（如口服药、注射剂）因需频繁续用，在动荡环境中难以持续；而长效可逆避孕（如皮下埋植剂、宫内节育器）虽具有高效、长效的优势，却在难民群体中普及度低。这一矛盾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为何难民妇女更倾向于选择短效避孕？哪些因素会影响她们转向长效避孕的意愿？

为解答这些问题，埃塞俄比亚圣保罗医院千年医学学院的Andamlak Gizaw Alamdo团队在《Contraception and Reproductive Medicine》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难民妇女的避孕转换行为分析。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愿受三大因素驱动：对行为的态度（是否认为该行为有益）、主观规范（重要他人是否支持该行为）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实施该行为的难易程度）。研究团队假设，这三大因素同样能预测难民妇女从短效避孕转向长效可逆避孕的决策过程。

研究采用嵌套式设计，依托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从埃塞俄比亚甘贝拉和索马里地区的难民营中选取了238名正在使用短效避孕且知晓长效可逆避孕的妇女。通过计算机辅助面对面访谈，使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7点李克特量表工具，测量了她们对长效可逆避孕的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及转换意愿。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检验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研究结果显示，难民妇女对长效可逆避孕的总体转换意愿较低（均值3.20±1.18），仅26.05%的参与者得分超过中性点（4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对转换意愿的解释力高达66.3%，表明该理论在难民群体中具有强预测力。具体而言，主观规范（β=0.74, p<0.001）是意愿的最强预测因子，即妇女感知到的家人、伴侣或社区的支持程度直接影响其决策；其次为感知行为控制（β=0.17, p=0.001）和态度（β=0.16, p=0.014）。模型拟合指标良好（卡方比=1.74, CFI=0.910, RMSEA=0.056），证实理论框架的有效性。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在难民群体中验证计划行为理论对避孕转换行为的解释力，填补了人道主义背景下生殖健康行为研究的空白。主观规范的核心作用提示，在难民社区中，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规范对女性健康决策的影响远超个人认知。这一发现挑战了以个体为中心的传统健康干预模式，强调未来策略需整合家庭和社区参与，例如通过伴侣教育、社区领袖倡导等方式提升长效可逆避孕的接受度。此外，研究结果为难民卫生服务提供者（如UNHCR、UNFPA）提供了针对性指导：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优先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比单纯提供信息更有效。

然而，研究亦存在局限性，如样本仅覆盖已婚妇女、部分难民营因安全因素未能纳入。作者建议未来开展纵向研究，纳入社区层面和卫生系统因素（如服务可及性、语言障碍），以更全面理解行为转换机制。总体而言，该研究为改善难民妇女生殖健康公平性提供了关键证据，凸显了理论驱动型干预在复杂人道主义场景中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