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酒精问题干预中跨专业协作的可及性、清晰度与组织机遇：一项质性研究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Accessibility, clarity, and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in alcohol interventions: A qualitative study

本研究针对荷兰特定地区医疗、社会及公共部门专业人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主题分析，探讨了跨专业协作在酒精问题干预实施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协作结构、角色清晰度和领导力是促进协作的核心要素，而区域/财政壁垒及"局外人"身份则构成主要障碍。研究为优化酒精干预实施提供了实践策略，对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当今社会，问题性饮酒（problematic drinking）已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它不仅损害个人健康，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采用有效的简短干预措施，并通过大量研究证实了这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但在实际医疗和社会护理场景中，这些干预措施的实施程度仍然有限。这种局限性导致许多有饮酒问题的人难以获得有效的帮助，从而阻碍了他们改变饮酒行为。究其原因，跨专业协作（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的不足被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跨专业协作要求来自医疗、社会护理甚至公共部门（如警察、住房公司）的不同专业人士打破专业壁垒，整合各自专长，共同为患者或客户提供最佳服务。然而，在酒精问题干预这一特定领域，我们对跨专业协作的实际运作情况、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一个包含了多元专业部门的综合网络中的情况，理解尚不充分。此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初级护理或学术医疗中心，而问题性饮酒往往涉及医疗、心理、社会、法律等多维度问题，需要更广泛部门的参与。因此，深入探索医疗、社会护理和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如何在跨专业协作中实施酒精问题干预，对于提升干预的可及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由Ruud T.J. Roodbeen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上发表了一项题为“Accessibility, clarity, and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in alcohol interventions: A qualitative study”的质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深入了解荷兰一个已知存在问题性饮酒挑战的地区内，医疗、社会护理和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对跨专业协作以及实施针对问题性饮酒干预措施的看法和经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现象学视角下的横断面访谈设计，对22名来自荷兰南部特定地区的医疗（如全科医生、心理健康从业者）、社会护理（如社区护理/社会支持组织、家庭顾问）和公共部门（如警察、住房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访谈录音被逐字转录，随后研究人员使用Atlas.ti软件，遵循Braun和Clarke的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对转录文本和田野笔记进行编码和主题提炼，并由两名研究人员（RR和JB）独立完成部分文本的初步编码以确保分析的信度。

研究结果

1. 个体特征与协作的关系

研究发现，专业人员的个体特征显著影响协作效果。可及性（accessibility）、可见性和响应性被视为协作的基石，参与者强调简短沟通线路、个人联系以及及时回应的重要性。然而，时间限制，尤其是全科医生（GP）的繁忙日程，常常阻碍了可及性。诚实、清晰和开放（信任）是建立有效协作关系的关键，参与者期望在角色、能力和期望方面保持透明。投入度（involvement）也至关重要，包括关注新动态、对主题和客户群体有亲和力，以及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了解其他专业（knowledge about other professions）和明确的领导力（leadership）对于有效协作不可或缺，但参与者指出，专业人员常常缺乏对同事角色和期望的全面理解，导致协作受阻。此外，创造一个平等、安全、愉快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想法和关切，被普遍认为是成功协作的催化剂，多学科会诊（MDC）就是一个积极的例子。

2. 协作中的自我意识

参与者对自身在协作中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大多数人将自己视为需求驱动型（demand-driven）的专业人员，即“极简主义者”（minimalists），专注于特定任务，仅在必要时合作。一部分人自视为“经纪人”（brokers），负责在组织间建立联系。少数人则认为自己是熟练的“社交网络家”（skilled networkers），擅长建立和维护广泛的职业关系网。一些参与者还反思了在有限时间内与客户和同事沟通的挑战，并根据自我认知调整沟通方式（如偏好电话或面对面交流而非短信邮件）。

3. 基于专业视角选择角色和责任

参与者的角色选择很大程度上基于其专业视角和职责界定（delineating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许多参与者，特别是来自非医疗组织（如市政当局、住房公司、警察局）的参与者，严格界定自身职责范围，如果客户的问题性饮酒行为不在其职责范围内，则不会主动干预或在跨专业协作中讨论。这种界定有时受组织追求效率的政策影响，表现为仅关注具体的护理请求。然而，也有一小部分参与者表现出愿意扩展关注点和兴趣（expanding focus and interests），警惕问题性饮酒并在会议中讨论，他们认为这是优秀专业人员的必备素质，并强调从整体视角看待客户（即“积极健康” - positive health）的重要性。

4. 协作的组织和环境条件

研究揭示了多种影响协作的组织和环境障碍。区域边界（regional boundaries）导致不同部门（如社区/社会部门按市政分区，初级护理按全科医生区域）的活动范围、隐私规定和协作方式不统一，给寻找合适的协作伙伴和信息共享带来困难。财政边界（financial boundaries）体现在不同专业人员的资金来源多样（如市政当局、健康保险公司），这影响了资源、视角和利益，使得协作复杂化，例如，缺乏与保险公司的合同可能直接导致组织间拒绝合作。专业边界（professional boundaries），如涉及家庭暴力时的患者-提供者保密性（patient-provider confidentiality）问题，也可能阻碍信息共享与合作。此外，地区性招标和联盟（tenders and consortia）的存在形成了“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差异：联盟内部参与者视协作为积极，接触清晰；而外部参与者则感到联盟封闭、难以接近，形成了“孤岛式沟通”（siloed communication）。最后，参与者强调，促进和投资于社交机会（facilitating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是一个需要时间、持续努力和长期投资的迭代过程，管理层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支持。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在荷兰一个特定地区，医疗、社会护理和公共部门专业人员对跨专业协作实施酒精问题干预的看法和经验。研究结论指出，跨专业协作结构（如圆桌会议RTMs、多学科会诊MDCs、案例与宜居性会议CLMs以及地区联盟）在促进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进而增强针对问题性饮酒干预措施的实施方面似乎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结构也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对于联盟外的“局外人”组织而言，可及性差，形成了协作壁垒。

研究发现，专业人员在协作中的角色可归纳为“极简主义者”、“经纪人”或“熟练的社交网络家”，这取决于其职能以及对任务和角色履行的认知。可及性、清晰的角色定义和领导力被确定为启动和维持跨专业协作的关键。而区域、财政或专业边界，以及被排除在区域协作结构之外，则是协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该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实践和研究两个层面。对于医疗、社会护理和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应认识到外部组织可能难以接入现有的协作结构，因此有必要任命具有网络导向的专业人员担任“经纪人”角色，以连接外部组织，促进协作和信息交流。同时，组织应为其专业人员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使他们能够超越眼前职责，专注于更广泛的协作任务，这将有助于跨专业协作和问题性饮酒的早期发现。对于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团队内部的专业知识发展（expertise-development），以改善跨专业协作，特别是如何明确角色、期望和领导力。此外，研究应考虑将有问题性饮酒风险的人群（如老年人）的观点纳入协作结构的设计和评估中。本研究通过纳入多元部门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跨专业协作在复杂公共卫生问题干预中应用的理解，为后续相关研究和实践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