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黑森州养老院工作人员视角下的COVID-19大流行："如果我们能挺过去，就能应对一切"

《BMC Nursing》：“If we survive this, we’ll make it through anything” – Exploratio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ursing home staff in Hesse, Germany

本文推荐了一项针对德国黑森州三家养老院(NH)41名工作人员开展的质性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反思性主题分析，探讨了COVID-19大流行的主观体验。研究揭示了团队精神("我们对抗世界")、身心双重负担、死亡体验的质与量变化以及从无序到常规化的应对过程，为改善养老院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应对能力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

　　

当COVID-19大流行席卷全球时，养老院成为了疫情最严重的场所之一。由于居住空间共享和老年人群体的脆弱性，这些机构经历了快速而致命的疫情暴发。在德国，截至2025年约有3800万COVID-19病例和约17.5万死亡病例。养老院一线工作人员面临着感染、发病和死亡的高风险，同时还要在保护患者身心健康与自己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大流行期间养老院居民和家属的体验，以及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工作负荷和人员短缺等问题，但大多数研究是在大流行高峰期进行的。这项由Loraine Busetto等人开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在大流行急性阶段结束、措施取消后，回顾性探讨养老院工作人员的主观体验及其对未来教训的反思。

研究人员在德国黑森州的三家养老院进行了这项质性研究。研究采用了目的性抽样策略，对41名不同专业背景和层级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核心研究团队由具有健康专业背景的两名学生和一位拥有超过10年质性研究和健康服务研究经验的社会科学家组成。

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e的反思性主题分析法，包括六个阶段：熟悉数据集、编码、生成初始主题、开发和审查主题、完善定义和命名主题、撰写报告。访谈录音被逐字转录并翻译，研究团队在选择引文时尽可能使用受访者自己的话语，特别是当这些话语传递了超越个人经历的意义时。

主题一：我们对抗世界

大多数受访者强调了大流行期间前所未有的团队精神、团结和凝聚力。工作人员通过相互倾诉和支持度过最困难时期，许多人通过加班、提前结束休假来支持同事，常常以牺牲自身健康为代价。这种强烈的社会凝聚力被许多人称为缓解大流行限制所致孤独感的良药。

与这种内部团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作人员将他们的经历描述为"在孤岛上"、"平行世界"，与外部世界（包括伴侣、家人和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受访者认为"外部人"淡化了疫情严重性，或者现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已过就更容易忘记。这种内外差异感导致工作人员希望"外部人"（特别是政治家）能够亲身体验他们的现实。

当被问及未来时，许多受访者指出强大的团队凝聚力是面对未来挑战的重要力量和乐观源泉，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如果我们能挺过这个，我们就能挺过任何事情。"

主题二：身体负担还是心理负担？两者都是

身体负担和工作量

所有三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描述了大流行期间的极高工作负荷，主要原因是高疾病负担导致感染患者护理需求增加，以及广泛的卫生、隔离和防护措施。保护装备（如防护服、口罩）使体力劳动更加消耗体力，尤其是在炎热夏季。更频繁的患者死亡也带来了额外工作负担，例如需要更频繁地接收新患者。

严重的员工短缺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疾病和COVID-19阳性员工在大流行早期被禁止返工。工作人员还需执行以前不存在的额外任务，如对居民、亲属和员工进行大规模检测，建立和维护隔离病房，与不同当局沟通并保存大量清单，以及向员工传达新规定。

心理负担

除了高身体负担外，工作人员还报告了大流行期间的高心理负担，原因包括疫情期间异常高的患者死亡频率、对自己和亲人感染的担忧，以及大流行形势的不确定性。

其他工作相关压力源包括对疫情暴发的内疚感、感觉大流行月复一月拖延无止境、无法进行正常仪式或有时间哀悼逝去居民。一些受访者还报告了居民和亲属的抱怨（包括侮辱和攻击）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个人情况也加重了心理负担，由于长时间工作和严重疲惫，个人时间大大减少，加上社会法规导致的正常活动受限和隔离，许多工作人员觉得无处可逃大流行。

组合

受访者通常将身体和心理负担的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描述，强调它们的相互关联性以及一个方面如何放大另一个方面，或降低他们应对挑战的能力。这种相互关联的一个例子是针对痴呆症患者实施保护措施的复杂性和耗时性。工作人员报告说，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这些患者无法理解和遵守规则，他们觉得许多措施在良心上是不可实施的。

主题三：死亡与临终——但不是这种数量，不是这种环境

所有三家养老院的许多受访者都强调了大流行期间和特定疫情暴发波次中居民死亡数量的显著差异。虽然他们解释说死亡和临终是养老院生活和工作正常组成部分，但他们指出大流行经历与他们通常专业经验中处理的情况截然不同。

一些受访者指出，与非大流行时期相比，居民死亡更加意外，意味着死亡发生更突然、更迅速，且发生在预计不会这么快离世的居民身上。除了显著的心理影响外，受访者还描述这些死亡（以及因此的新入院）造成了显著额外工作负担。

由于大流行规定，工作人员通常无法遵循他们通常的应对仪式，如整理房间、为居民穿戴整齐或参加葬礼告别。许多受访者报告说，由于高工作负荷和严重时间限制，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支持居民的临终过程。他们认为这在情感上是沉重的，特别是在大流行最初阶段亲属不被允许进入养老院，一些居民孤独离世。

主题四：从绝对前所未有到熟练常规

来自所有三家养老院的许多受访者反思了他们所处情境的前所未有性。许多人能详细回忆起标志大流行开始的具体日期或事件。他们强调不仅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任何人也不知道。没有计划，没有指南，也没有人可以请教。

在这种不确定性氛围中，受访者描述政府或其他相关机构的新规定常常被认为是不断变化且不清晰的。因此，受访者描述了他们如何在养老院内、团队和领导层中努力理解官方规定。一些受访者描述了他们自己或养老院决定偏离或独立行事的实例。这尤其发生在规定被认为荒谬、考虑到工作负荷和人员配置过于繁重、不可实施（如对痴呆症患者）或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时。

大流行的前所未有性有时被引为受访者不责怪自己或他人错误或事后证明错误的决定的原因。当被问及未来挑战或大流行期间的变化时，所有养老院的许多受访者指出他们学到了多少东西，获得了多少专业知识。这使他们对新疫情或潜在未来大流行充满信心。

这种对自己获得专业知识的信心导致几位受访者质疑为什么没有"外部人"（如政治家）向他们征求建议，或者质疑那些在大流行期间远离养老院、现在又开始检查的机构的权威。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在大流行期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应该获得更多信任和自主权作为回报。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通过养老院工作人员的视角揭示了大流行体验的多个维度，为未来改善措施提供了重要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团队凝聚力作为未来紧急情况下的可靠资源是一种有前景的方法。考虑到与大流行经历相关的内外分歧，考虑从领域内和特定养老院内培训心理社会支持工作者，而不是引入外部人员，可能是有希望的。

这些方面也可以在时间维度上考虑。与COVID-19大流行之前相比，许多社会和卫生系统现在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在有关于疫情预防（如流感或诺如病毒）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地方，没有全球大流行的经验。现在有大量经历过活跃大乱的"经验专家"，他们拥有相关知识和培训，不仅涉及病原体和卫生措施，还涉及养老院如何切换到大流行模式。这些来自COVID-19大流行的"经验专家"的第一手知识可以被有意地利用和维护，不仅以疫情手册的形式，还以经验丰富的指导者和同伴支持工作者的形式，为未来的卫生专业人员世代服务。

然而，在概念化未来努力时，不应忽视重要的潜在复杂因素，因为它们在这些努力能否成功实施或根本实施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首先，所有设想的工作都需要资金和人员——但是当大流行期间最低要求的患者护理资金和人员都不足时，如何实现？而且人员短缺在大流行前已经是一个突出问题。当负责患者护理的工作人员被前所未有的工作负荷压得喘不过气时，他们何时会利用同伴支持系统？此外，将过去大乱的第一手经验提供给后代，要求那些持有经验的人在可预见的未来留在护理行业。

所有这些强调了在大流行前而不是大流行期间实施大多数改进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紧急情况不太可能允许广泛的关系建设或培训投资，除了那些严格与大流行应对相关的投资。这意味着大流行前的条件对于良好的大流行应对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建立紧急应对的基础。这包括负面条件，如人员短缺、高工作负荷以及对监管机构或政治家的沮丧或不信任，以及积极条件，如团队凝聚力和强大领导力等韧性因素。

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选择偏倚可能在养老院和受访者选择中起作用。参与研究的三家养老院可能处于比平均水平更有利的地位（如人员配置方面），因此大流行期间的体验平均可能比未参与者更积极。此外，由于研究在大流行结束后约一年进行，研究人员关注回忆偏倚，但这似乎不是问题，特别是对于大流行第一阶段和对受访者重要的问题。最后，样本仅包括德国黑森州的养老院，可能对其他州的适用性有限。

研究优势包括参与者群体的异质性（专业背景、层级、年龄和工作经验），以及包含有移民经历的护士，鉴于大流行的国际范围提供了额外见解。最后，养老院领导层允许员工在带薪工作时间内接受访谈，使忙碌的员工有可能抽出时间进行访谈并详细回忆。

就未来研究而言，在养老院进行更多混合方法研究将有助于将大规模调查的优势与质性研究的详细、深入见解结合起来。按照探索性顺序设计（即QUAL后跟QUANT），这将允许从受访者角度深入探索突出问题，然后调查这些在更大或甚至代表性样本中的反映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