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边界与封锁：被占领下巴勒斯坦脆弱人群的人口贩运风险结构性分析

《BMC Public Health》：Beyond borders and blockades: human trafficking risks among vulnerable Palestinian populations under occupation

本研究针对以色列占领与封锁背景下，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Pt)人口贩运风险激增的问题，通过结合法律与社会政治学的定性分析方法，系统剖析了政治占领、经济边缘化与法律碎片化如何催生结构性脆弱性。研究揭示占领政策造成的流动性限制、极端贫困及治理缺陷是人口贩运的核心驱动因素，并批判国际反贩运框架（如UN Palermo Protocol）脱离政治背景的局限性。成果对构建基于权利、契合冲突地区实际的反贩运策略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在加沙地带和西岸C区，严密的封锁和军事占领已经持续数十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这里，政治压迫、经济窒息和法律碎片化相互交织，将普通民众推向生存的边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加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60%，而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显示，该地医疗系统已处于崩溃状态。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一种隐蔽的危机——人口贩运——正悄然滋生。传统上，国际社会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往往聚焦于犯罪起诉和执法合作，但这类“去背景化”的策略在巴勒斯坦这样的被占领土上却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它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问题的根源：结构性占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Issam Lyrot及其合作者在《BMC Public Health》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他们试图回答一个紧迫的问题：占领、封锁和国家治理能力薄弱如何驱动巴勒斯坦脆弱人群面临更高的人口贩运风险？他们的核心假设是，忽视占领的政治背景将导致无效的政策回应，只会治标不治本。这项研究不仅是对现状的描述，更是对国际反贩运框架的深刻批判，并呼吁一种基于权利、契合当地语境的新范式。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结合法律分析与社政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由于该议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以及实地数据收集面临的伦理和准入挑战，研究采用了基于文献的“案头分析”法。数据收集时间跨度从2000年（《巴勒莫议定书》通过之年）至2024年初。研究人员通过学术数据库（如JSTOR, HeinOnline）和国际组织在线资源库，有目的地筛选了一系列关键资料，包括国际公约（如《巴勒莫议定书》）、联合国机构（如OCHA, ILO, UNICEF）的报告、知名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的文献、巴勒斯坦国家立法以及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通过对这些二手资料进行系统的主题分析，并利用数据提取矩阵对法律保障、结构性弱点及有记录的贩运案例等变量进行梳理，研究确保了发现结果的有效性，并由专长于国际法和中东社政背景的作者进行独立审阅以达成共识。

结果与讨论：巴勒斯坦背景下的结构性脆弱性

政治与流动性限制是以色列占领最显著的特征。西岸被军事检查站、隔离屏障和封闭区割裂，而加沙自2007年起遭受全面陆海空封锁。这些限制剥夺了巴勒斯坦人获得工作、医疗、教育和家庭团聚的机会。国际劳工组织(ILO)指出，加沙的失业率位居世界前列，青年失业率超过60%。这种经济窒息迫使许多加沙人进入高剥削风险、低保护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在西岸C区，巴勒斯坦人的发展和土地使用受到限制，常常被迫进入以色列境内或其定居点从事低薪、非正规工作，面临工资盗窃和危险工作环境。

经济脆弱性与社会分裂方面，经济边缘化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和哈马斯之间的政治分裂而加剧。女性首当其冲，根深蒂固的父权结构加上有限的正式工作机会，将女性困于脆弱的非正规部门或家政服务中。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PCBS)数据显示，2020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仅为15%。年轻人面临高失业率，易受虚假招聘承诺的欺骗。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风险叠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报告指出，西难民营中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因脆弱的生活条件和法律保护缺失而面临更高风险。

破碎的法律与制度框架构成了另一大挑战。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Pt)存在重叠的司法管辖区：以色列军事法适用于C区和定居点，巴勒斯坦民事法适用于A区和B区。这种复杂性导致严重的执法漏洞，例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在以色列或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遭遇的案件没有管辖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执行其自身反贩运法律的能力薄弱，资源不足，官员缺乏培训。受害者保护服务，如庇护所、康复和心理支持，非常有限且严重依赖资源不足的民间社会组织。这导致报案率极低，受害者害怕污名化、报复或不信任当局。

高风险人群

研究明确了几个处于高度风险中的群体。妇女和女童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压力，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报告称加沙地带早婚和强迫婚姻激增，这常与经济绝望有关，可能构成性剥削或家庭奴役。青年和儿童方面，青年失业是长期危机，许多年轻人通过非正常移民渠道寻求出路，易落入贩运网络。儿童劳动普遍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记录了低至12岁的儿童从事危险工作。移民工人和难民，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面临高度剥削条件，其法律地位使其难以寻求救济。境内流离失所者因家园被毁和冲突而流离失所，失去了社区保护和生计，风险更高。综合案例证据显示，例如2021年，一名加沙的巴勒斯坦少女通过虚假的家政服务招募计划被贩运至海湾地区，最终陷入强迫劳动和虐待境地。

对全球反贩运框架的批判性审视

研究对以联合国《巴勒莫议定书》为代表的国际反贩运框架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些框架虽然提高了全球意识并标准化了定义，但在应用于巴勒斯坦等复杂政治背景时，暴露出严重缺陷。其核心问题在于“系统性去背景化”：采用标准化的评估标准，未能区分主权国家、被占领土和冲突地区；以国家为中心，假设国家责任和能力，而忽略了像巴勒斯坦这样机构受外部制约的情况；过分强调刑事定罪和执法数据，将贩运视为单纯的犯罪现象，而非政治经济不公的表现，从而边缘化了解决根本原因（如政治压迫和经济边缘化）的预防策略。以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TIP Report)为例，其2024年对巴勒斯坦的评估批评起诉不足、受害者识别不力，却仅表面化地承认以色列限制的影响，这体现了整个国际框架的方法论局限。研究呼吁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将贩运理解为更深层次系统性侵犯和政治压制的表现，并发展考虑政治约束的特定情境评估标准。

巴勒斯坦当地的法律应对与差距

尽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颁布了法律打击人口贩运（如2014年第16号总统令），但执行面临巨大挑战。制度能力有限、政治不稳定、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普遍，以及执法人员缺乏识别受害者的培训，都阻碍了有效执法。受害者保护和支持存在巨大缺口，专业庇护所和康复中心稀少，现有设施服务不足。社会污名，特别是针对遭受性剥削的妇女和女童，使受害者沉默，导致报案率极低。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如巴勒斯坦妇女联盟、马安网络）提供了关键服务，但受限于资金、行动限制和政治干预，其服务规模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人口贩运是一个多层面现象，其性质由长期占领的特定政治、经济和法律条件所塑造。占领所固有的结构性暴力、经济边缘化和法律碎片化是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已将这些脆弱性加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反贩运机制往往未能捕捉这些根本决定因素，推广的去背景化和刑事化应对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研究呼吁进行范式转变，从被动的执法转向全面的、基于正义的方法。提出的综合建议包括：制定结合政治经济分析的特定情境反贩运战略；巩固法律和制度框架，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和司法能力建设；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和可持续生计增强脆弱群体的权能；加强涉及政府、民间社会和国际行为体的数据收集和研究；以及促进区域和国际团结，进行跨境协调，倡导消除加剧贩运风险的占领相关障碍。只有通过这种全面的、体察情境的方法，既解决紧迫的保护需求，又应对潜在的结构性不公，才能在保护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权利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