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妇科癌症负担趋势与预测：基于GBD 2021数据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

《BMC Women's Health》：Trends and projections of global gynaecological cancer burden: age-period-cohort insights from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21

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通过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自回归积分移动平均（ARIMA）和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系统分析了1990-2021年全球妇科癌症（包括卵巢癌、宫颈癌、乳腺癌和子宫癌）的疾病负担趋势。研究发现乳腺癌负担最重，不同癌症类型在不同社会人口指数（SDI）区域存在显著差异，高体重指数（BMI）和不良性行为是重要危险因素。预测显示未来30年乳腺癌和子宫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可能持续上升，提示需加强区域针对性防控措施。

　　

在全球女性健康领域，妇科癌症始终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生活方式改变，卵巢癌（OC）、宫颈癌（CC）、乳腺癌（BC）和子宫癌（UC）等妇科恶性肿瘤的疾病负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然而，目前缺乏对全球范围内所有女性年龄组妇科癌症负担的全面评估，更缺乏对未来疾病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这一知识缺口严重制约了针对性防控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正是为了填补这一重要空白，Li等人在《BMC Women's Health》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这一权威数据库，结合先进的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和预测模型，首次对全球妇科癌症的疾病负担进行了全面、动态的分析。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1990-2021年间妇科癌症的流行病学变迁，更对未来30年的疾病趋势做出了科学预测，为全球妇科癌症防控提供了重要证据支持。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种先进的研究方法。他们从GBD 2021数据库中提取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妇科癌症数据，包括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通过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了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疾病负担的独立影响。采用自回归积分移动平均（ARIMA）模型和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对未来30年的疾病趋势进行预测。还评估了9种主要危险因素（如高BMI、不安全性行为等）对妇科癌症死亡率的贡献度。

全球和区域妇科癌症疾病负担

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乳腺癌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最重的疾病负担，发病病例达2,082,737例，死亡660,925例，DALYs为20,254,802。相比之下，卵巢癌、宫颈癌和子宫癌的疾病负担相对较轻，但仍相当可观。从1990年到2021年，卵巢癌和宫颈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和年龄标准化DALYs率（ASDR）均有所下降，而乳腺癌和子宫癌的ASIR上升，ASMR和ASDR下降。

不同SDI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乳腺癌的ASIR与SDI呈正相关，而宫颈癌的ASIR与SDI呈负相关。卵巢癌和子宫癌的疾病负担在SDI值低于0.81时随SDI上升而增加，超过此阈值后开始下降。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在癌症筛查、诊断和治疗可及性方面的不平等。

妇科癌症的年龄分布特征

年龄分布分析显示，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在40-59岁和60-79岁年龄组最高（子宫癌在20岁以下人群中无病例）。卵巢癌和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乳腺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在较高年龄组仍保持较高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卵巢癌在60-79岁年龄组的DALYs最高，而宫颈癌在40-59岁年龄组的DALYs最高。

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

APC模型分析揭示了妇科癌症负担的复杂时间趋势。卵巢癌发病率在2000年左右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而乳腺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在整个研究期间持续上升。队列效应分析表明，较晚出生的队列中宫颈癌发病率持续下降，而乳腺癌发病率在较晚出生的队列中上升。这些发现提示，除年龄因素外，时期和队列效应对妇科癌症的疾病负担也有重要影响。

危险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分析显示，高BMI是卵巢癌、乳腺癌和子宫癌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不安全性行为和吸烟是宫颈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具体而言，卵巢癌死亡主要与高BMI和职业致癌物暴露相关；宫颈癌死亡与吸烟和不安全性行为密切相关；乳腺癌死亡与饮酒、高红肉饮食、高BMI等多种因素相关；子宫癌死亡则仅与高BMI相关。

疾病负担预测

预测模型显示，未来30年妇科癌症的疾病负担将呈现差异化趋势。ARIMA模型预测卵巢癌和宫颈癌的ASIR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而乳腺癌和子宫癌的ASIR将继续上升。BAPC模型的预测结果略有不同，表明卵巢癌的发病病例和ASIR都将上升，宫颈癌的发病病例先升后降且ASIR下降，乳腺癌的发病病例和ASIR均呈上升趋势，子宫癌的发病病例先升后降且ASIR下降。

这项研究的结论部分强调，妇科癌症的疾病负担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未来乳腺癌和子宫癌的负担可能会加重。针对不同SDI区域，需要采取差异化的防控策略：在低SDI区域应重点加强宫颈癌筛查和HPV疫苗接种，在高SDI区域应优化乳腺癌和子宫癌的早期诊断方案，同时全球范围内需要加强肥胖控制。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结合APC模型与预测模型，对全球妇科癌症负担进行了全面评估和预测，为制定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结果强调，需要根据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实施定制化的公共卫生策略，通过整合资源、促进国际合作，共同降低未来妇科癌症的总体负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肥胖流行率上升，乳腺癌和子宫癌的疾病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这要求各国卫生系统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低收入地区数据质量可能不佳，GBD研究未涵盖所有相关危险因素（如遗传易感性和环境暴露），区域医疗资源差异可能影响疾病负担评估的准确性等。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提高数据质量，特别是在代表性不足的区域，并将更广泛的风险因素纳入疾病负担模型，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妇科癌症的全球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