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亲人的父母与其潜在支持者之间的社会支持互动中的相互调节：一项定性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Reciprocal regulation in social support interactions between bereaved parents and their potential supporters: a qualitative study

本研究通过质性访谈法，探讨16位澳大利亚丧子父母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体验，发现社会规范、父母自身经历、支持者感知及互动质量四主题，揭示支持互动的协调性直接影响情绪调节，文化背景加剧支持困境，并强调共情调节与文化重构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面对孩子死亡这一极其沉重的创伤事件，许多父母在情感、心理和社交层面都经历了深刻的挑战。这一研究通过深入访谈，探讨了这些父母在经历丧子之痛后，如何体验来自亲友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互动往往不是中立的，而是对父母的情感状态产生直接影响，要么提供情感上的稳定，要么加剧他们的痛苦。这种现象揭示了社会支持与个人情感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化背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孩子的死亡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剧烈的痛苦之一，它不仅改变了家庭结构，也深刻影响了父母的心理状态和社交关系。这种悲伤往往伴随着持续的情感失调，甚至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生。研究指出，大约10%到25%的丧子父母会经历显著的情感困扰，而长期悲伤障碍（PGD）的发病率高达30%，几乎是普通人群的10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持久性，使得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巨大的压力和不安。他们可能会经历焦虑、抑郁、内疚、愤怒、绝望以及一些不健康的应对方式，如减少工作参与、社交隔离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的情感反应，研究采用了多种理论框架。其中，Stroebe和Schut的双重过程模型（DPM）强调了适应过程中的双向波动，即从面对失去（loss-oriented）到恢复和重建（restoration-oriented）。同时，Guldin和Leget的整合过程模型（IPM）则指出，悲伤是跨多个维度的持续过程，包括心理、情感、认知、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张力。这些理论共同表明，适应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不断协商和调整的过程，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非正式社会支持成为父母应对悲伤的重要资源。社会支持通常被定义为个体感受到被爱、被重视以及属于一个互相支持的网络。然而，研究发现，支持的质量对父母的心理状态有显著影响。当支持者展现出开放、真诚和共情的态度时，父母会感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相反，如果支持者表现出回避、说教或评判，反而会加深父母的孤独感和心理困扰。这种现象揭示了支持者自身情绪状态对支持效果的深远影响。

研究还指出，支持者的内部感受，如焦虑、回避或情绪不稳定，常常会直接影响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互动质量。当支持者对悲伤感到不适时，他们可能会通过沉默、转移话题或给出不恰当的安慰来应对，这些行为往往会让父母感到被忽视或误解。与此同时，一些支持者虽然试图提供帮助，但由于缺乏对悲伤复杂性的理解，他们的行为反而可能加重父母的痛苦。例如，一些父母描述了他们的支持者在面对他们的悲伤时表现出恐惧或不安全感，这种情绪的传递进一步削弱了支持的有效性。

研究中还提到了“回响调节”这一关键机制，即父母与支持者之间的情感状态是相互影响的。当支持者展现出稳定、共情和开放的态度时，父母会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情感，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而当支持者表现出回避或不理解时，父母则可能被迫压抑自己的情绪，以保护对方免受痛苦。这种互动的双向性表明，社会支持不仅仅是外部行为的体现，更是内部情感和态度的反映。因此，支持者需要具备较高的情感识别和调节能力，才能真正帮助父母缓解悲伤。

在社会文化层面，研究强调了西方社会对悲伤的压抑倾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往往倾向于否认死亡和悲伤，认为悲伤是需要快速克服的“问题”。这种社会规范不仅影响了父母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塑造了支持者如何理解和回应他们的痛苦。许多父母表示，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期待，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而这种期待常常与他们实际的情感需求相冲突。他们描述了在丧子之后，如何感受到周围人的沉默和回避，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加深了他们的孤立感。

尽管如此，一些父母仍然找到了适应的方式，通过维持与逝去孩子的联系、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缓解了部分痛苦。研究中提到的“持续联系”（continuing bonds）概念，指出了父母在面对失去时，仍然希望与孩子保持某种形式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象征性的，如纪念活动、祈祷或回忆，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如信仰体系中的安慰和意义建构。这些持续联系不仅帮助父母处理悲伤，也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与世界的连接。

研究还发现，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者是否能够“调谐”（attunement）到父母的情感状态。调谐指的是支持者能够准确感知、理解和灵活回应父母的情绪波动。当支持者展现出这种调谐能力时，父母会感到被理解和支持；而当他们缺乏这种能力时，支持可能变得无效甚至有害。这种调谐不仅需要情感上的共鸣，还需要行为上的适应，如给予空间、避免评判、尊重父母的表达方式等。

研究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支持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它强调了提升社会对悲伤的理解和接受度的重要性。社会需要培养“悲伤素养”（grief literacy），即对悲伤作为正常人类体验的认知，以及对不同个体情感需求的尊重。其次，它呼吁加强对支持者的培训，使他们具备识别和回应悲伤的能力，特别是在面对孩子死亡这一特殊情境时。最后，它指出，建立支持网络和加强社区参与是缓解丧子父母孤独感的重要途径。通过增强社会的共情能力和理解力，可以为这些父母提供更安全、更有意义的支持环境。

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首先，样本主要由母亲组成，可能忽略了父亲和非二元性别父母的经验。其次，所有参与者都来自澳大利亚，且通过丧子支持网络和社交网络传播，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因此无法全面捕捉到支持行为的外部表现。最后，研究主要聚焦于父母作为接受者，而未能深入探讨支持者自身的体验和反应。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揭示了丧子之痛对父母心理和社会状态的深远影响，以及非正式社会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它强调了调谐和支持质量的重要性，同时呼吁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改变，以创造更包容和理解的环境。通过这些发现，研究为未来在悲伤处理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强调了建立以共情和理解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