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2021年全球、区域及国家层面老年消化系统癌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及风险因素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epidemiology and risk factors of geriatric digestive system cancers from 1990 to 2021

基于GBD 2021数据，分析1990-2021年60岁以上人群六种老年消化系统癌症（GDSC）的负担变化及风险因素，评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影响，并预测至2050年趋势。结果显示GDSC整体负担下降，但高SDI地区负担仍重，性别差异显著，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吸烟、酒精、饮食及代谢异常（如高BMI、空腹血糖升高）。建议加强预防干预，优化筛查和治疗资源分配。

　　全球癌症负担正在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而不断上升，尤其是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增长态势。然而，最新的研究显示，尽管整体癌症负担在某些方面有所缓解，但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仍然显著。这项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2021年的数据，对六种老年消化系统癌症（GDSC）的发病率、死亡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以及相关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评估了社会经济指数（SDI）对这些癌症负担的影响，同时对未来30年的趋势进行了预测。

### 全球疾病趋势与负担变化

从1990年到2021年，全球GDSC的总发病率从1,876,969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为405.48/100,000）上升至3,854,209例（ASIR为360.89/100,000），尽管发病率的年龄标准化率略有下降，年平均百分比变化（AAPC）为-0.57%。然而，死亡率的变化更为显著，全球GDSC的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1,619,349例增加到2021年的2,856,742例，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则从356.79/100,000下降至270.14/100,000，AAPC为-1.72%。这一趋势表明，尽管总体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人口老龄化和相关社会经济因素对疾病负担的影响仍然存在。

对于具体的癌症类型，胃癌的发病率下降最为显著，AAPC为-2.21%，而肝癌的发病率则上升了0.74%。在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方面，胃癌的负担减少了3.93%，而胰腺癌的负担增加了0.33%。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癌症类型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例如，肝癌的增加可能与肝炎病毒感染、酒精消费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流行有关，而胃癌的下降则可能受益于饮食习惯的改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控制以及早期筛查技术的推广。

### 人口结构与疾病负担的关联

研究发现，人口增长是GDSC负担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尤其在高SDI地区，其贡献比例高达64.65%。相比之下，人口老龄化对死亡率和DALYs的影响较小，仅占-0.89%和-2.48%。然而，流行病学变化在所有地区都对发病率和患病率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高SDI地区，其贡献比例达到50.81%和59.53%。这一发现强调了流行病学变化在疾病负担演变中的关键作用，包括生活方式、环境暴露和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不同地区和性别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在年龄标准化负担方面，高SDI地区的ASIR和ASMR显著高于低SDI地区，尤其是在东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性别差异同样明显，男性在GDS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更倾向于高风险行为，如吸烟和饮酒有关。然而，在80岁及以上人群中，胰腺癌和胆囊及胆道癌（GBTC）的负担在女性中更为突出，这可能与女性特有的生理和激素变化有关。

### 风险因素的识别与影响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GDSC的主要风险因素。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以及代谢性疾病（如高BMI和高空腹血糖）被广泛认为是影响这些癌症发生的重要因素。例如，食管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吸烟（42.9%）、饮酒（13.7%）以及蔬菜摄入不足（9.92%），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影响抗氧化能力，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胃癌则与吸烟（12.1%）和高钠摄入（7.96%）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亚洲等高盐摄入地区。肝癌与酒精消费（21.7%）、药物滥用（15.1%）以及代谢异常（如高空腹血糖和高BMI）相关，同时缺乏体力活动也是重要的风险因素。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GDSC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吸烟（4.58%）、饮酒（5.24%）以及不良饮食习惯，如全谷物摄入不足、乳制品消费低、红肉和加工肉摄入过多，以及纤维和钙摄入不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上升。胰腺癌则与代谢风险因素（如高空腹血糖和高BMI）以及吸烟（13.6%）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影响胰腺细胞的生长和代谢过程，增加疾病的发生率。GBTC的主要风险因素是高BMI，这与全球肥胖流行趋势密切相关，肥胖可能通过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异常，增加胆囊和胆道疾病的发病率。

### 区域与国家的差异

从区域角度来看，高收入亚太地区、东亚和西欧是GDSC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其中，高收入亚太地区在2021年的ASIR为656.57/100,000，而东亚地区的ASIR为515.88/100,000。在死亡率方面，东亚地区同样表现出较高的ASMR，达到393.98/100,000，而高收入亚太地区和中欧地区紧随其后。这些地区的高负担可能与较高的经济水平、更广泛的生活方式影响以及更完善的医疗体系有关。

在国家层面，蒙古、日本和摩纳哥在GDS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均位居前列。这些国家的高SDI水平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医疗资源和更好的疾病管理能力，但也可能带来更高的健康负担。相比之下，一些低SDI国家，如尼日尔、科特迪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尽管资源有限，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疾病负担。这种现象可能与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习惯有关。

### 未来趋势与防控建议

根据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预测，到2050年，GDSC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将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可能更快。预计到2050年，ASIR将降至241.02/100,000，而ASMR将降至148.97/100,000。然而，某些癌症类型，如胰腺癌和GBTC，其负担可能不会显著下降，甚至可能略有上升。这一趋势提示我们，尽管总体癌症负担在改善，但某些类型的癌症仍需要持续的关注和干预。

研究还指出，未来30年的疾病负担预测应考虑到医疗体系、政策变化以及环境和行为因素的潜在影响。因此，这些预测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谨慎对待，并根据新的数据进行定期更新。此外，针对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健康不平等现象，未来的研究和干预措施应更加注重差异化策略，特别是在低SDI地区，应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癌症意识提升。

### 预防与治疗进展

在预防方面，研究表明，通过控制主要风险因素，如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和代谢性疾病，可以有效降低GDSC的发病率。同时，早期筛查技术的普及，如胃镜、结肠镜和肝脏超声，为及时发现和干预提供了重要手段。此外，生活方式干预，如健康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也被认为是降低癌症风险的重要措施。

在治疗方面，过去三十年内，胃肠癌的治疗手段取得了显著进展。微创手术技术，如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手术，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例如，腹腔镜手术在胃癌治疗中的应用减少了手术创伤和恢复时间，而机器人辅助手术在结直肠癌治疗中提高了肿瘤切除的精确度并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此外，放射治疗技术的进步，如调强放射治疗（IMRT）和立体定向体部放射治疗（SBRT），也提高了治疗的精准度并减少了副作用。免疫治疗在多种胃肠癌中的应用，如KEYNOTE-177、CheckMate-648和GEMSTONE-303试验，显示出显著的治疗效果。

### 结论与展望

总体而言，尽管GDSC的全球负担在某些方面有所缓解，但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距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高SDI和低SDI地区之间。研究强调，未来癌症防控应更加注重风险因素的控制，特别是在高收入亚太地区，应加强对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和GBTC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措施。而在低SDI地区，应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癌症诊断和治疗的可及性。同时，针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应制定个性化的防控策略，以更有效地减少癌症负担。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GDSC的负担预计将持续增加，特别是在高SDI地区，由于生活方式和医疗条件的变化，某些癌症类型可能成为未来的主要挑战。因此，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老年人群体的健康需求，推动癌症筛查、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治疗的发展，以提高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同时，全球合作和资源共享对于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健康差距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低SDI国家。通过综合施策，包括改善饮食习惯、增加体育锻炼、控制吸烟和饮酒行为，以及加强慢性病管理，有望在未来进一步降低GDSC的全球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