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2021年间金砖国家肾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时间趋势：一项年龄-时期-队列分析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emporal trends in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kidney cancer across BRICS from 1990 to 2021: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肾脏癌负担呈现显著时空异质性。研究运用Joinpoint回归和APC模型发现，年龄效应在老年群体尤为突出（俄罗斯90岁以上死亡率达42.8/10万），时期效应自2000年后普遍上升（沙特时期比率1.52），队列效应揭示代谢紊乱（中国2002 birth cohort RR6.6）与环境暴露的跨代际影响。区域差异显示沙特因肥胖高发负担最重，俄罗斯通过控烟使死亡率下降，印度农村诊断率不足30%。政策建议需整合代谢干预（如墨西哥碳酸饮料税）、环境治理（中国工业污染管控）和分级诊疗（埃塞俄比亚移动筛查）等跨部门措施。

　　肾癌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中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尤其是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经济变迁的国家，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本文聚焦于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尼、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1990年至2021年间肾癌负担的时空异质性及其驱动因素。通过系统分析，研究揭示了肾癌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并探讨了影响其流行趋势的关键机制，包括人口老龄化、代谢性疾病以及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肾癌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也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将Joinpoint回归分析与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相结合，以量化肾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并解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这种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它能够区分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疾病负担的独立影响。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导致对风险因素的归因出现偏差。例如，在印度农村地区，由于筛查体系的不完善，肾癌的发病率可能被低估，而在俄罗斯，尽管实施了烟草控制政策，但老龄化队列的肾癌负担仍未得到明显缓解。因此，通过APC模型，研究不仅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患病风险，还能评估特定时期政策对疾病趋势的影响。

从全球范围来看，肾癌的发病率在1990年至2021年间增加了142.74%。其中，沙特阿拉伯的发病率增长最为显著，达到了877.78%。而俄罗斯在2021年则报告了最高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为10.10例/10万人。相比之下，印度的发病率最低，仅为1.02例/10万人。全球肾癌死亡率同样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77,420例增加到2021年的161,200例，增长了108.22%。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死亡率增长尤为突出，分别达到460%和700%。而俄罗斯则在2021年保持了最高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为4.07例/10万人，印度的死亡率最低，为0.69例/10万人。这些数据反映了不同国家在肾癌防控方面的差异，也突显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对疾病负担的深远影响。

APC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肾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模式。年龄效应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显现，随着年龄增长，肾癌的发病率逐步上升。例如，在俄罗斯，年龄达到92.5岁时，发病率高达42.8例/10万人，而在全球范围内，年龄达到87.5岁时，发病率也达到峰值。然而，不同国家的年龄效应峰值存在差异，这可能与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筛查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人群健康状况有关。时期效应则显示，自2000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肾癌风险出现明显上升，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其时期风险比（RR）达到1.52。这一趋势可能与经济转型期间的不良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变化以及环境因素的累积暴露有关。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时期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这与其在2000年代实施的烟草控制政策密切相关，这些政策有效降低了年轻人群的肾癌风险。

出生队列效应则揭示了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群在肾癌风险上的差异。例如，中国的2002年出生队列相比1952年出生的队列，肾癌风险增加了6.60倍。这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和代谢性疾病的累积暴露可能对年轻一代的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俄罗斯，年轻出生队列的肾癌风险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历史上苏联时期的粮食短缺以及相关的健康行为改变有关。然而，尽管如此，老年队列的肾癌风险仍然呈现上升趋势，这提示我们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健康挑战。

研究还指出，肾癌负担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经济发展阶段、公共卫生政策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和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但其肾癌发病率的增长相对温和，这可能与其在早期筛查和健康教育方面的努力有关。然而，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和生活方式改变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相比之下，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的肾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这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吸烟和肥胖等风险因素的控制不足密切相关。此外，中东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肾癌发病率迅速上升，这与城市化带来的代谢性疾病以及医疗体系对三级诊疗的侧重有关。而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死亡率高于发病率，这反映了医疗基础设施的不足和晚期诊断的普遍性。

研究还发现，肾癌负担在不同年龄段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年轻群体（如17.5岁）的肾癌发病率较低，但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渐上升，尤其是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这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肾癌的负担将变得更加严峻。因此，各国需要加强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筛查和诊断能力，以提高早期发现率并改善预后。此外，不同国家的时期效应也存在差异，例如印度和印尼在2019年的时期风险比（RR）分别为1.213和1.22，这可能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和饮食结构变化有关。而俄罗斯和全球范围的时期效应则呈现下降趋势，这与烟草控制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APC模型的应用为理解肾癌的长期趋势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分析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疾病负担的影响，研究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还为制定跨区域的防控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高风险国家（如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需要将儿童肥胖预防纳入国家战略优先事项，采取类似墨西哥的“含糖饮料税”和巴西的学校营养计划等措施。而俄罗斯和埃及则可以借鉴烟草控制框架，通过财政政策（如将印尼的棕榈油补贴转向筛查中心）来改善肾癌的防控效果。此外，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可能受益于农村地区的移动筛查项目，以及通过宗教网络进行的饮食教育。

研究还指出，肾癌负担的上升趋势在老年人群体中尤为显著，这需要各国在医疗体系中加强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服务。例如，引入老年综合评估（Geriatric Assessment）以指导治疗决策，确保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的平衡；在多学科肿瘤团队中加入老年医学专家，以提供更全面的诊疗服务；早期整合姑息治疗，以缓解症状并提供患者和家庭的支持；以及将老年癌症护理纳入全民健康覆盖体系，以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及时和适当的治疗。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缓解肾癌对老年人的负担，并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尽管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各国癌症登记制度的不完善，肾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可能存在偏差。例如，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如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农村地区，肾癌的发病率可能被低估；而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可能存在过度诊断的问题。其次，虽然内在估计器（IE）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APC模型中的共线性问题，但它无法考虑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如遗传易感性、环境暴露和经济状况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效应估计的准确性。此外，APC模型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无法直接量化特定风险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的解释仍然具有一定的推论性质。最后，国家层面的估计数据可能掩盖了国内的差异，例如城市与农村、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在印度和南非等大型且多样化的国家中。

总体而言，肾癌在金砖国家的负担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其背后涉及多种复杂的因素。随着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增加，肾癌的防控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各国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加强环境治理、实施代谢健康干预以及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以实现健康公平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跨区域合作和政策协调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应对肾癌这一全球性健康挑战时。通过建立更完善的癌症负担监测体系，并将健康支出纳入国家经济核算，各国可以更有效地应对肾癌问题，并实现长期的健康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