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环境合作的行为策略：来自公共物品游戏的证据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Evaluating Behavioural Strategies fo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a Public Goods Game

环保行为干预策略有效性比较及接受度研究。通过公共物品博弈实验，对比非教育性助推、教育性助推和提升策略的效果。研究发现教育性助推显著提高合作水平（平均贡献14.44 tokens），优于其他两组（12.05-12.21 tokens）。接受度调查显示教育性助推在实验和现实场景中均获最高认可（实验场景56%，现实场景60%）。环境价值观较强的个体合作意愿提升37%。研究证实信息透明与决策自主性的平衡对行为干预效果至关重要，为碳中和政策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 行为干预在促进环保行为中的效果研究

本研究通过一项实验室实验，探讨了多种行为干预手段在促进环保行为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oods Game, PGG）这一框架下。研究发现，教育性提示（educative nudging）能够显著提高参与者的合作水平，而非教育性提示（non-educative nudges）和增强策略（boosting）的效果则相对较弱。尽管参与者普遍认为教育性干预是积极的，但他们在考虑实际生活应用时，对其接受度有所下降。此外，非教育性提示和增强策略在实验和现实情境下的接受度与对游戏的贡献并没有显著相关性。研究还发现，那些具有更强环保价值观的个体更倾向于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这些结果强调了行为干预在决策过程中有效性和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优化这些方法，并增强其在现实世界中的长期影响。

###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为此，需要采取多维度的策略，包括政策、技术以及个体和集体层面的行为改变。在这一背景下，行为干预技术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影响个体选择向更可持续行为转变的重要工具。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行为策略的有效性，包括教育性提示、非教育性提示和增强策略，以促进亲社会行为。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希望识别哪些策略最能促进合作，并评估这些干预手段的伦理和社会接受度。

在行为修改和行为经济学的文献中，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不同行为策略在促进亲社会行为中的潜力。教育性提示被认为能够传达清晰的信息并激活社会规范，从而引导个体采取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然而，教育性提示与其他行为干预手段（如非教育性提示和增强策略）之间的相对有效性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同时，学术界对这些干预手段的社会接受度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尤其是在由公共机构实施的情况下。

近年来，行为干预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健康和环境政策等领域。这些方法不仅关注个体的有意识行为，还涉及无意识行为驱动因素，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策略，影响决策过程以促进积极结果。其中，提示（nudging）作为一个概念，由Thaler和Sunstein（2021）推广，强调了选择架构在引导个体或社会行为方面的作用。提示基于这样的理念：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依赖心理捷径，由于认知偏差和不适当的启发式方法。根据Thaler和Sunstein的观点，提示可以解决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的问题，引导他们做出更有利的选择，同时保持其自由意志。

提示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默认选项，如将新员工自动加入退休储蓄计划，已被发现能够提高参与率，即使员工有选择退出的自由。这些默认选项被归类为非教育性提示或类型1提示，因为它们针对的是系统1，即快速和自动的反应。非教育性提示在不提供额外信息或必要教育的情况下引导行为，通过修改选择环境来引导个体偏好向最优结果转变，而不需要主动参与决策过程。尽管非教育性提示简化了决策过程，但它们可能会在未获得明确同意或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影响个体行为，因此受到批评，认为其可能操纵选择、削弱自主性和缺乏透明度。

其他非教育性提示的例子包括简化、信息呈现方式和承诺机制。Loibl等人（2018）研究了一些行为策略，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然而，这些干预手段的效果有限。作者指出，仅靠低成本的行为策略可能不足以改善金融决策，除非解决了潜在的流动性限制。这表明，非教育性提示的效果可能因情境而异，且可能不够稳定。此外，非教育性提示的影响通常表现为暂时性。

相比之下，教育性提示或类型2提示，旨在通过提供信息和鼓励更深入的思考来引导行为。教育性提示的目标是通过针对系统2，提高个人的自主能力和信息决策能力，从而促进更意识和认知的决策过程。这些提示可能包括信息性宣传、反馈机制、教育研讨会等，这些干预手段增加了意识并促进了对决策过程的理解，从而赋予个体做出更深入决策的能力。以信息为基础的提示也可能鼓励有利于他人或社区的行为。例如，Schultz等人（2007）发现，高能耗家庭在得知邻居的平均能耗后，往往会减少其能源消耗。更近期的研究表明，通过传递有关水消耗的信息，如微笑、中性或皱眉的表情，可以鼓励节水行为，减少用水量1-5%。同样，Huitink等人（2020）发现，超市顾客在收到关于其他顾客购买蔬菜习惯的信息后，增加了其蔬菜购买量。

Khanal等人（2025）使用基于信息的提示来影响消费者对肉类的选择。他们发现，强调山羊肉与其它肉类属性比较的信息，比提供一般性信息更有效。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有适当信息支持时，山羊肉可能成为传统肉类的可行替代品，特别是对于那些寻求更健康和更环保选择的消费者。这些发现突显了信息内容作为行为改变工具的潜力。然而，更广泛的学术文献对信息性提示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提供了不同的证据。

例如，Clark等人（2014）发现，一个简单的关于税收优惠退休储蓄的信息传单，增加了年轻员工的参与率2.5个百分点，但对年长员工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提示对不同群体的效果可能有所不同。更关键的是，Fang等人（2025）进行了一项随机现场实验，测试了三种文本信息，旨在促进电加热设备的采用，以解决对电力费用的高估、传统燃煤加热对健康损害的低估以及电加热的普及性。作者发现，这些信息性提示在纠正认知偏差方面效果有限，某些干预措施甚至产生了反效果，即减少了电加热设备的采用，而其他干预措施仅影响了参与者的部分群体。这些结果导致作者建议在实施此类干预措施时要谨慎，因为家庭可能会受到现有信念的驱使，并对家长式干预措施表现出抵抗。尽管这些结果存在差异，Nelson等人（2021）支持了信息性提示的作用，表明它们显著鼓励了亲环境行为，且正负信息框架的效果相当。

多年来，提示方法面临来自其他行为程序的挑战，如自然决策过程和生态理性。虽然这些替代方法批评了以启发式和偏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但它们共享提高个体决策过程和理解认知偏差的目标。具体而言，生态理性认为启发式是适应现实环境的决策策略，认识到它们在适当应用时的效率。这一观点与增强策略（Hertwig & Grüne-Yanoff, 2017）一致，这也是本研究中考虑的另一种行为干预手段。增强被定义为“针对能力而非即时行为的干预措施”，旨在通过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来提高个体的决策能力，从而促进特定行为。像教育性提示一样，增强提高了个体的自主感，并在透明度方面优于非教育性提示，因为个体可以选择是否参与。当他们参与时，他们获得了做出独立选择所需的能力。增强也可以是激励性的，鼓励个体自主调整自我动机或认知控制。Sautua（2022）使用增强作为临时的积极情绪提升，形式为薪资提升公告。结果表明，这种增强方法（而非促进互惠行为）导致了捐赠请求的增加。

增强可以是短期或长期的。短期增强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其绩效提升仅限于特定领域。例如，提供信息，如营养标签或分步说明，主要与教育性提示重叠。长期增强旨在永久改变认知过程，使个体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应用所获得的能力。例如，风险素养增强，如健康或金融中的统计数据，以及如前所述，通过成长心态和自我控制策略进行认知控制的增强。与提示不同，增强关注的是个体的能力而非行为，其影响在干预之后仍然持续。然而，增强通常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使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提示更昂贵。

近年来，各种行为干预方法被测试，使用游戏，如公共物品游戏，来研究其在环境问题背景下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例如，Barron和Nurminen（2020）测试了多种干预手段，以促进公共物品游戏中的合作，当准确的贡献反馈不可用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提示处理，其中超过指定阈值（即20分中的16分）的贡献被标记为良好的贡献，而低于该阈值的贡献被标记为不良的。与基线处理相比，两位作者发现，提示干预使实际贡献增加了17个百分点。Fosgaard和Piovesan（2015）测试了非约束性默认选项对公共物品情境中贡献水平的影响。尽管这些默认选项没有显著改变合作类型的总体分布（如搭便车者、条件合作者等），但它们确实影响了游戏中的合作程度。Cappelletti等人（2014）也研究了公共物品游戏中默认选项的使用，显示建议特定贡献作为默认选项显著增加了合作。作者特别指出，参与者表现出内在的倾向，即使该默认选项没有提供有意义的建议或改变对他人行为的预期，他们也倾向于遵循默认选项。至于增强方法，目前尚未发现其在公共物品游戏中的应用，也未发现任何结合信息性提示和默认选项的综合分析。尽管行为干预在环境政策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多数实验室研究仅关注单一干预类型的独立应用，这导致了对它们相对有效性的理解存在关键空白。本研究通过在同一实验框架内直接比较三种不同的行为干预手段——信息性提示、非教育性提示（默认选项）和增强——来填补这一空白，使用了一种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公共物品游戏。我们的比较方法使我们能够识别哪些干预类型最有效地促进环境合作，为在有效性和伦理考量之间寻求平衡的气候政策设计提供有价值的证据，例如透明度和尊重个人自主权。这些结果不仅有助于行为经济学理论，也为实际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其中有限的资源必须在不同的策略之间进行分配。通过澄清这些干预措施的相对有效性，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指导气候政策中的最优资源配置，考虑不仅潜在的行为影响，还包括实施成本、伦理接受度和实际可行性。

### 研究目标与假设

本研究测试了三种行为干预手段在促进合作任务（即公共物品游戏）中的效果，该任务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第一种处理中，使用了一个默认值，等于最大贡献值（20个硬币），作为非教育性提示。在第二种处理中，使用了信息性提示，如“对环境和群体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投资20个硬币到项目中”，提供了具体的见解来引导决策，特别是社会最优行为。信息性提示利用信息的力量来影响行为，正如Thaler和Sunstein（2021）所指出的，社会影响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信息和同伴压力。我们专注于信息，提供一个清晰的社会最优行为陈述及其益处，从而减少认知负担和不确定性。正如之前提到的，这种提示也可以作为建议，因为它可能明确建议一种期望或社会最优的行为。

在第三种处理中，参与者在做出公共物品游戏决策前收到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信息。这些信息来源于欧洲议会网站，关注欧盟运输部门的排放增加以及减少这些排放的努力。参与者收到文本和信息图表（附录D中的在线文章提供了英文版本，文章以意大利语呈现给参与者）。这种处理旨在突出亲环境特征、风险沟通和信息披露。

通过从非教育性提示到教育性提示，再到增强的逐步推进，我们旨在更有效地促进自主性。默认选项设定了一个预定选择，鼓励参与者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就遵循它。教育性提示提供了简单和透明的信息，鼓励参与者自行考虑可能的结果，从而增加其理解、对后果的意识和参与系统2的思考。最后，增强旨在通过提供全面信息、当前环境状态的反馈和潜在行动来刺激个体的分析和决策过程，使用文本、信息图表和数字。我们还包括了一个对照处理，参与者未收到额外信息或消息。我们通过实验后问卷评估参与者对不同政策干预的接受度和偏好，问卷提供了关于实验的信息。

正式地，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研究不同行为干预在公共物品游戏中的相对有效性，测试以下假设：

**假设1：教育性提示比非教育性提示和增强更能促进公共物品游戏中的贡献。**

其原因是教育性提示明确且直接地说明了推荐的行为，它非常具体，提到了应投资的硬币数量，从而提供了一种即时且相关的教育形式。这种具体性很可能在复杂情况下简化决策，减少不确定性。在我们的实验中，教育性提示可能比增强更适合即时决策，因为其清晰性和具体性。而增强则是间接的，要求参与者将信息与决策联系起来。它较少依赖情境，可能更适合培养长期理解和改变态度。虽然增强可能比教育性提示更具教育性，但它需要更高的认知负担，且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在我们的实验中，参与者必须阅读多条指令并回答关于公共物品游戏的控制问题，因此对参与者工作记忆的过度负担可能不利于增加合作。这与关于认知负担测量和合作的文献相一致。

**假设2：教育性提示比非教育性提示更被接受。增强，与其他两种工具相比，本质上是教育性的，因此不应有接受度问题。**

接受度是另一个补充维度，可以为这些干预措施的实际实施提供依据。一种干预措施虽然有效但缺乏接受度，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最终失败。教育性提示的较高接受度与非教育性提示的较低接受度相符。更普遍地，透明度增加提示在行为结果中的有效性也得到了Bruns等人的元分析支持。

### 实验设计

实验在锡耶纳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实验室（LabSi）进行，包括一次公共物品游戏和一次实验后调查。在公共物品游戏中，组成了四名玩家的小组，每位玩家初始获得20个硬币（1个硬币=0.40欧元）。每位玩家决定将多少硬币贡献给一个项目。按照Fehr和G?chter（2000）对公共物品游戏的第一阶段进行，贡献的硬币（即项目收入）被乘以0.4，然后平均分配给小组成员，无论个体贡献多少。因此，对于参与者来说，每个未贡献给公共项目的硬币保留其完整的价值，而每个贡献的硬币则被评估为0.40，这导致了经典的搭便车问题。参与者还获得5欧元的参与费。类似激励比率已在相关研究中使用。

没有给出公共物品游戏决策的时间限制。在指令和游戏决策前，参与者收到包含不同可能游戏结果的对照问卷。在本研究中，我们描述了四种处理方式。然而，这四种处理方式共享相同的公共项目：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更具体地，公共物品游戏决策前，我们告知参与者，公共项目中收集的相同金额将支付给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开展环保活动，包括减排。在实验指令中，参与者被明确告知，公共物品游戏项目产生的总收入将用于两个目的：作为小组成员的最终支付和作为非营利组织的贡献。例如，如果总贡献达到60个硬币，每位小组成员将获得24个硬币（60×0.4=24个硬币），相当于9.6欧元。这一金额将添加到任何未贡献给项目的硬币，以计算每位参与者的最终支付。此外，相同的金额（9.6欧元）也将支付给非营利组织。

共有328名大学生（58%女性；中位年龄23.08岁，标准差2.24岁）通过Hroot软件（Hamburg Reg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nline Tool）被随机招募。样本量是根据现有实验室研究的文献（如Faralla等，2020；Lu等，2024；Sautua，2022）确定的。通过G*Power 3.1.9.7进行的后验功效分析（假设中等效应大小d=0.50和显著性水平0.05）表明，最小达到的功效为0.85。会话持续约60分钟，由实验者观察，注意到精确的时间数据未系统记录，参与者支付基于他们在实验中的选择加上5欧元的参与费（平均支付11欧元）。所有会话均通过Z-TREE软件（Zurich Toolbox for Ready-made Economic Experiments）进行。所有参与者在实验开始前提供了知情同意，并且只参加一次会话和一次处理。本研究已获得锡耶纳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方法均按照相关指南和法规进行。

总共进行了31个会话，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6月，包括7个非教育性提示处理会话和8个教育性提示、增强和对照处理会话。每个会话包括4-16名参与者，最大数量由实验室容量决定。由于技术问题和临时取消，有4个会话只有4名参与者；这些较小的会话被分配到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不是集中在单一条件中。参与者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匿名，单独坐在计算机终端，使用隔板防止互动。然而，实验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无法控制。为了减少会话之间的污染，参与者被明确指示不要与他人讨论研究细节，处理被伪随机分配到实验时间线，而不是按顺序分配，以减少潜在信息溢出带来的系统偏差。分析第一阶段会话和全样本之间的贡献模式确认了处理效果在整个数据收集期间保持稳定。

实验指令通过多种渠道传达，以确保充分理解：参与者收到打印的副本，通过Z-TREE软件查看，还听到实验者朗读。在审查指令后，参与者完成控制问题以验证他们对游戏机制的理解。只有在成功完成这些问题后，所有参与者才被告知有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公共项目和相关的慈善捐赠机制。这一顺序确保参与者首先掌握基本的游戏结构，然后才引入特定的环保背景。

### 处理方式

本研究采用了四种处理方式：非教育性提示、教育性提示、增强和对照。在非教育性提示处理中，一个默认值等于最大贡献值（20个硬币）被预先输入到选择框中，参与者需要在此框中输入他们的公共物品游戏决策（见在线附录中的图C.1）。

在教育性提示处理中，添加了以下句子：“对环境和群体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投资20个硬币到项目中”，这被认为是信息性提示处理，为参与者提供了具体的见解，以指导决策，特别是社会最优行为。信息性提示利用信息的力量来影响行为，正如Thaler和Sunstein（2021）所指出的，社会影响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信息和同伴压力。我们专注于信息，提供一个明确的社会最优行为陈述及其益处，从而减少认知负担和不确定性。正如之前提到的，这种提示也可以作为建议，因为它可能明确建议期望或社会最优的行为。

在增强处理中，参与者在做出公共物品游戏决策前收到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信息。这些信息来源于欧洲议会网站，关注欧盟运输部门的排放增加以及减少这些排放的努力。参与者收到文本和信息图表（在线附录D报告了英文版的文章，文章以意大利语呈现给参与者）。

最后，对照处理仅包含公共物品游戏决策，而不提供额外信息和/或消息给参与者（见在线附录中的图C.3）。增强处理使用了与信息性提示相同的界面，随后提供了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信息。

### 实验后问卷

在做出贡献决策后，所有参与者完成了一项实验后问卷，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参与者收到有关他们刚刚完成的实验的信息。这包括了关于公共物品游戏的先前研究结果概述，以及实验中使用的不同行为工具的定义和例子。此外，参与者还被告知其他处理方式，不同于他们在实验中经历的处理。在问卷的第二部分，我们提供了关于不同行为工具的接受度和偏好的问题，包括非教育性提示、教育性提示和增强在实验研究和现实生活场景中的接受度，特别是在健康（肥胖、吸烟等）、环境（污染、能源和/或节水等）、储蓄（退休计划等）、安全（工作场所等）、经济（旅游等）、慈善（筹款等）和政治（增加选民参与等）等领域。参与者还被要求在从“一点也不”到“很多”的4点李克特量表上评估这些工具的接受度、有用性和偏好。此外，参与者还被询问这些工具的家长式性质及其潜在操纵行为的能力。问卷的第三部分收集了社会人口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和参与者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评估（4点李克特量表）。

正如引言中所述，实验后问卷旨在评估不同方法的自主感和控制感，并收集参与者对行为干预方法的偏好。本研究关注问卷中涉及三种行为干预方法接受度的问题。完整的问卷问题可在附录中找到。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分为三个部分：公共物品游戏的贡献、对三种不同工具的接受度和偏好，以及回归结果。

数据分析使用Ri368 4.1.1，由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开发。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分析，使用Wilcoxon两样本检验测试未配对观察值之间的差异。该检验用于比较不同组别，并等同于Mann-Whitney U检验。表格1总结了主要的描述性结果和样本特征。

**表格1**。总结了公共物品游戏的贡献情况。

在教育性提示组中，平均贡献为14.44个硬币（1个硬币=0.40欧元，标准差6.03）。相反，非教育性提示和增强组的平均贡献下降至约12个硬币（非教育性提示组12.21，标准差6.41；增强组12.05，标准差5.00）。对照处理的平均贡献最低，为10.84个硬币（标准差6.18）。统计分析显示，教育性提示处理与增强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2和p=0.011，经过Bonferroni校正），而其余组合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教育性提示与非教育性提示：p=0.180；其他组合：p=1.000）。教育性提示处理是唯一在对照组基础上显著的处理。在对照组中，12.50%的参与者选择了完全搭便车（零贡献），而所有处理组的零贡献频率都较低（非教育性提示组5.26%，教育性提示组4.76%，增强组1.14%）。全贡献的百分比为：对照组27.63%，非教育性提示组38.10%，教育性提示组38.19%，增强组14.77%。结果总结在**表格2**中。与假设1一致，这些结果表明，提供相关信息帮助参与者做出更多的亲社会决策。信息性提示增加了平均贡献，但同时也减少了搭便车行为，特别是增加了全贡献。所有处理组的搭便车行为均低于对照组；然而，增强处理组表现出最强的减少，同时全贡献率最低。这表明，增强处理可能使贡献分布偏向中等水平，促使参与者采用一种满足策略，而不是寻求最优结果。这些结果应谨慎解读，因为搭便车行为的观察数量有限。

**表格5**。关于全贡献的逻辑回归分析（n=79）。

在教育性提示处理中，全贡献与统计显著的正相关（β=1.15，p=0.007），而其他处理未达到统计显著。这一发现与教育性提示处理组中观察到的更高比例的全贡献一致。由于完全搭便车行为的观察数量有限（n=19），逻辑回归分析被认为不适合这一结果变量，因为样本量不足以进行可靠的参数估计。然而，描述性分析显示，增强处理组与完全搭便车行为的最低频率相关（零贡献发生在该处理组中仅1.14%的情况下）。这些发现表明，处理通过不同的机制运作：教育性提示促进最高的合作水平，而增强处理减少了非贡献。然而，这些结果应谨慎解读，因为搭便车行为的观察数量有限。

###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三种行为干预手段，旨在促进环保行为：非教育性提示、信息性提示和增强。研究的目标是比较它们在促进环保合作方面的有效性。

首先，我们的结果表明，教育性提示处理，通过提供关于公共物品游戏最优贡献的明确信息，导致了显著更高的合作水平。教育性提示干预的效应量（Cohen's d=0.59）。这与实验室提示研究中报告的效应量（平均Cohen's d=0.48）和之前在公共物品游戏中参与者被告知集体利益的研究中报告的效应量（Cohen's d=0.45）相当。请注意，涉及系统2的提示被报告为平均Cohen's d=0.35。然而，公共物品环境可能放大了提示干预的影响，因为它涉及自我利益激励与集体结果之间的冲突。相反，非教育性提示和增强处理在当前实验中没有显著提高环保合作水平。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与者的决策（关于加入环保项目），但它们的效果不如教育性提示。这突显了提示内容和框架在影响行为中的重要性，教育性方法似乎更具影响力。

此外，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关于不同行为干预接受度的见解。大多数参与者对实验环境中的提示和增强表现出积极态度。然而，当考虑由政策制定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时，接受度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度并未显著预测实际对游戏的贡献。这表明，个体可能对这些干预措施对个人自主权和自由选择的更广泛影响持保留态度，但这些担忧并不一定影响他们在实际决策中的行为。这可能有多种原因，应深入研究（例如，干预接受度与实际行为之间的态度-行为差距），但无疑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如果一个干预措施有效，无论人们是否接受它，这都引发了关于行为政策中知情同意和信息决策的疑问。我们还发现，那些对环境问题更加重视的个体更有可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这表明环境价值观与合作行为之间存在强烈关联。在涉及环境问题的实验中，具有更强亲环境价值观的参与者可能对促进环保行为的干预措施反应更积极，无论采用何种机制。

###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是使用了一次性游戏。尽管这种实验设置不考虑合作行为在重复互动或现实生活中的动态性，许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决策可能代表单一决策点，如投票支持环保政策、购买电动车或家庭节能投资。这些例子代表了一次性选择，其环境影响可能在短期内不是个人最优的（例如，更高的车辆成本）。此外，一次性公共物品游戏已被用于研究亲社会贡献（Catola等，2021）和环境背景下的研究（Goeschl等，2020；Hasson等，2010）。此外，一次性游戏允许隔离行为干预的效果，而不受声誉效应或惩罚动态等因素的影响（Fehr & G?chter, 2000）。我们的样本包括来自意大利大学的本科生，这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应扩展到不同年龄、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多样化人群。然而，学生样本在实验经济学研究中是标准且有意义的（Exadaktylos等，2013；Prissé & Jorrat，2022；Zhang等，2024）。尽管我们使用了已建立的行为干预分类，但我们承认，不同干预类型（如教育性提示和增强）之间的界限有时在实践中可能会重叠，因为行为工具可能经常共享共同的信息元素，但它们的实施方式和影响个体选择的基本机制可能不同。最后，我们的实验设计未能完全隔离社会期望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在教育性提示方法中，所有参与者收到关于贡献水平的相似指导，这可能影响了参与者对主导策略的预期（即参与者可能预期其他小组成员有更高的合作率）。这一机制应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调查，通过调查参与者对他人贡献的预期。然而，同样的逻辑也可能适用于非教育性提示，其中参与者可能预期其他小组成员也收到相同的默认选项，从而影响他们对其他成员合作的预期。

### 结论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旨在为行为经济学文献提供几个贡献，提供在相同实验框架内对三种不同干预类型的直接比较。这使我们能够评估它们在促进环保行为方面的相对有效性，并填补关于不同行为策略相对表现的关键知识空白。我们的教育性提示，以信息性提示的形式，与默认选项相比促进了合作行为。这一结果表明，在社会困境的背景下，透明度可能比针对系统1过程（快速和自动反应）的提示更有效。同时，尽管增强可能比信息性提示更具教育性，但增强处理可能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来处理，这可能影响其促进合作的能力。这些发现对行为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制定者的实际见解都有贡献。我们的结果为行为政策中个体自主性的持续讨论提供了依据，同时突显了认知负担与干预在社会情境中的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对于环境政策，简单的信息或建议可能比复杂的教育计划或选择架构设计更经济有效。这种方法在保持干预力量的同时维护了透明度。这些证据与成功的真实世界举措相一致，如能源消耗反馈系统和公共回收率展示，其中提供关于他人环境行为的信息已被证明在促进合作方面有效。本研究中默认选项和增强处理的较低有效性可能表明，亲环境群体行为需要不同的（社会）激励机制。贡献行为的分布（全贡献与搭便车）表明，不同的干预策略可能在政策目标下是最优的。如果主要目标是减少公共物品提供中的非参与，增强干预可能最为有效。然而，如果目标是最大化贡献，教育性提示方法可能更受青睐。未来的研究应使用额外的措施和更大的样本进一步调查这些机制，特别关注干预接受度与实际行为之间的态度-行为差距，以及实施行为政策的伦理和长期影响。在此期间，结合多种策略可能特别有效，因为这种方法可以利用每种干预背后不同的心理机制，同时解决行为和激励亲环境合作的障碍。这些基于证据的见解超越了气候政策，对其他需要集体行动的领域也有更广泛的意义，如公共卫生、税收合规和社会福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