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围产期人群的个性化阿片类药物过量及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教育干预措施对纳洛酮接受度的影响：一项二次探索性分析

《Journal of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Treatment》：Impact of a brief personally tailored opioid-overdose and medication for opioid use disorder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n naloxone acceptance in peripartum individuals: A secondary exploratory analysis

个性化教育干预提升产前产后MOUD治疗者纳洛酮接受率研究，结果显示TOME组有48人接受，对照组42人接受，TOME有统计学趋势提升纳洛酮接受率（OR:6.857,p=0.0592），且接受者MOUD知识正确率更高（66.8% vs 55.7%）。

　　本研究聚焦于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药物过量死亡率在围产期人群中的上升，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干预提高该群体对纳洛酮（一种阿片类药物拮抗剂）的接受度。纳洛酮被广泛用于逆转阿片类药物过量，从而挽救生命。然而，尽管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围产期人群对纳洛酮的接受度仍然有限。因此，研究者设计了一种简短的、个性化定制的教育干预措施（TOME），旨在提高围产期人群对纳洛酮的接受和使用意愿。

围产期人群通常指孕妇或产后一年内的人群，他们在接受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MOUD）治疗时，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药物过量死亡的风险在围产期显著增加，这不仅影响孕妇本人，也可能对胎儿和新生儿产生严重影响。另一方面，该群体在获取纳洛酮方面存在障碍，这可能与社会观念、医疗资源分配以及个人对治疗的接受度有关。此外，围产期人群的治疗依从性也常常不理想，尤其是在产后阶段，由于对社会服务机构可能将母亲与孩子分开的担忧，以及育儿带来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治疗的持续性受到影响。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一种简短的、个性化定制的教育干预措施（TOME）对围产期人群纳洛酮接受度的影响，并比较接受和拒绝纳洛酮的参与者在人口统计学、治疗特征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TOME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干预方式，参与者与研究人员一对一地讨论他们之前在测试中未能回答的有关阿片类药物过量和MOUD的知识问题。而对照组则接受由美国物质滥用与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提供的教育材料。研究者希望借此了解，TOME是否能够比传统教育方式更有效地促进纳洛酮的接受，并揭示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个体对纳洛酮的接受度。

在本研究中，共有111名参与者，其中90人接受了纳洛酮，14人因为已经拥有纳洛酮而拒绝，7人则因其他原因（如认为纳洛酮不适合他们或他们的家庭、过敏、不希望家中有纳洛酮等）而拒绝。这三个群体在家庭和雇主方面的纳洛酮相关污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那些因为已有纳洛酮而拒绝的人表现出最低的污名水平。这说明，污名可能是影响纳洛酮接受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那些接受纳洛酮的参与者，TOME和对照组的接受人数大致相当，分别为48人和42人。而那些因其他原因拒绝纳洛酮的参与者中，有6人属于对照组。这表明，对照组的参与者可能在纳洛酮接受度上存在更多障碍。

研究结果还显示，接受纳洛酮的参与者在MOUD知识测试中得分较高，达到66.8%，而那些因其他原因拒绝纳洛酮的参与者得分仅为55.7%。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提示正确的MOUD知识可能有助于提高纳洛酮的接受度。因此，提高围产期人群对MOUD相关知识的了解，可能是促进纳洛酮接受的重要策略。同时，研究还发现，TOME干预在提高纳洛酮接受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趋势，尽管这一趋势并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这表明，虽然TOME可能有助于提高纳洛酮接受度，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验证其有效性。

本研究的背景是，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仍在持续，导致与妊娠相关的过量死亡率显著上升。特别是在35至44岁年龄段的围产期人群，平均每半年的过量死亡率从2018年到2021年增长了三倍。因此，对于患有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孕妇，提供包括过量教育和纳洛酮在内的干预措施变得尤为关键。SAMHSA和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都建议，孕妇在接受MOUD治疗时应获得这些服务。然而，尽管政策上有所改进，如推广纳洛酮的获取和开展社区驱动的干预项目，如“治愈社区”研究，但仍然存在诸多障碍。

其中，个人层面的纳洛酮污名可能是影响接受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研究表明，污名可能会阻碍个体获取和使用纳洛酮。此外，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纳洛酮购买和销售情况也表明，尽管纳洛酮价格相对较低，但其在零售商店的销售比例仍然有限。在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纳洛酮的销售尤其低迷。此外，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可能误解了纳洛酮的相关法规，将其视为药物器具，从而在从针具支持项目中离开时没收纳洛酮。这些情况进一步说明，推动纳洛酮的获取需要依赖医疗工作者，特别是那些直接接触并治疗受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影响的患者及其家庭的医生。

虽然通过处方获取纳洛酮在MOUD治疗中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但这一过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研究表明，通过临床药师主导的干预措施，可以提高纳洛酮与阿片类药物的共处方率，但这种效果通常无法持续超过三个月。此外，一些关于围产期纳洛酮护理实践的调查也显示，尽管有超过一半的产科医疗工作者会与患有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孕妇讨论或开具纳洛酮，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儿科医疗工作者会向其治疗的儿童的父母提供纳洛酮相关信息。这说明，不同医疗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在纳洛酮的推广和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MOUD治疗不仅有助于降低阿片类药物过量和总体死亡率，也是患者获取纳洛酮的重要场所。然而，围产期人群的治疗依从性往往不理想，尤其是在产后阶段，由于对社会服务机构可能将母亲与孩子分开的担忧，以及育儿带来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治疗的持续性受到影响。因此，开发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围产期人群对纳洛酮的接受度，对于降低过量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治疗的中断往往难以预测，而过量风险可能在此时增加，提前获得纳洛酮可以有效降低致命过量的风险。

本研究基于先前的工作，针对非治疗成人中使用非法阿片类药物的人群，开发了一种简短的个性化教育干预措施（TOME）。该干预措施提高了治疗的准备度，并且有65%的参与者使用了研究提供的纳洛酮。基于这一成果，研究者将TOME干预措施应用于131名围产期成人中，结果显示，TOME相对于对照组，显著提高了围产期人群对MOUD和阿片类药物过量的知识水平，但并未对MOUD污名产生影响。这一发现尤为重要，因为错误的知识可能导致对治疗的误解，甚至增加过量风险。例如，只有大约30%的围产期参与者知道，将过量者放入冷水浴缸中并不能帮助其恢复，而这一比例在TOME干预后提高到了87.3%，但在对照组中仍然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TOME干预在提高知识水平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验证其对污名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TOME干预对纳洛酮接受度的影响，并分析了接受和拒绝纳洛酮的参与者在人口统计学、治疗特征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假设，TOME干预可能会比对照组更有效地促进纳洛酮的接受，因为TOME在知识传递方面更为系统和深入。同时，学习关于自己的医疗治疗和过量风险因素、症状以及应对措施，可能有助于提高对纳洛酮的接受度。然而，研究结果并未完全支持这一假设，尽管TOME在提高纳洛酮接受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研究还发现，家庭和雇主方面的纳洛酮污名可能是影响纳洛酮接受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些因为已有纳洛酮而拒绝的人表现出最低的污名水平，这表明，如果个体对纳洛酮的污名较低，他们更可能接受研究提供的纳洛酮。这提示，减少污名可能是提高纳洛酮接受度的关键策略之一。此外，研究还发现，接受纳洛酮的参与者在MOUD知识测试中得分较高，而拒绝纳洛酮的参与者得分较低。这进一步说明，正确的MOUD知识可能有助于提高纳洛酮的接受度，而缺乏相关知识可能会成为接受度低下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围产期人群在纳洛酮接受度方面的复杂性。尽管TOME干预在提高知识水平方面表现出积极效果，但在促进纳洛酮接受度方面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同时，污名和知识水平可能是影响纳洛酮接受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开发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围产期人群对纳洛酮的接受度。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医疗工作者在纳洛酮推广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和社区干预措施改善纳洛酮的获取和使用。

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在于，纳洛酮作为逆转阿片类药物过量的重要工具，其推广和使用对于降低过量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围产期人群在接受纳洛酮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包括污名、知识缺乏、对家庭的考虑以及对治疗的不信任等。因此，开发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该群体对纳洛酮的接受度，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TOME干预作为一种简短、个性化定制的教育方式，可能在提高知识水平和减少污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其对纳洛酮接受度的直接影响仍需进一步验证。

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医疗工作者在纳洛酮推广中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产科医疗工作者在与患有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孕妇讨论或开具纳洛酮方面更为积极，而儿科医疗工作者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不同医疗专业对纳洛酮的认知和接受度有关。因此，提高不同医疗专业对纳洛酮的认知和接受度，可能是改善纳洛酮推广的重要策略之一。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政策和社区干预措施，提高纳洛酮在医疗系统中的可及性，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和宣传减少社会对纳洛酮的污名。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和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强调了污名在影响个体对纳洛酮接受度中的关键作用，这提示在推广纳洛酮时，需要同时关注污名的减少。其次，它表明，提高围产期人群对MOUD相关知识的了解，可能是促进纳洛酮接受度的重要手段。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可以结合知识教育和污名减少，以提高纳洛酮的接受度。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政策和社区干预措施，提高纳洛酮的可及性和使用率，特别是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

研究还发现，TOME干预在提高纳洛酮接受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趋势，尽管这一趋势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量较小、研究设计的局限性或干预措施的实施方式有关。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优化干预措施的实施方式，以提高其有效性。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干预措施对纳洛酮接受度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多方面的干预策略，提高围产期人群对纳洛酮的接受度。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围产期人群对纳洛酮的接受度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和医疗系统的影响。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以提高纳洛酮的接受度。这可能包括加强医疗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公众对纳洛酮的认知、减少污名以及优化纳洛酮的获取途径。只有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实施，才能有效提高围产期人群对纳洛酮的接受度，从而降低过量死亡率，保护母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