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地区0-3岁儿童肥胖趋势及生命早期风险因素：2012-2024年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Obesity trends and early-life risk factors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 Northwest China from 2012 to 2024

本研究针对中国西北地区婴幼儿肥胖问题，通过分析2012-2024年陕西省8201名0-3岁儿童的监测数据，发现36月龄肥胖率为1.91%，并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地区肥胖率显著下降（AAPC=-22.52%），而城市呈上升趋势。研究首次揭示低收入家庭、母亲从事农业劳动、小于胎龄儿（SGA）及24个月以上超长母乳喂养是肥胖独立风险因素，且肥胖易感性在18月龄已显现。结果为“健康中国2030”婴幼儿肥胖早期干预提供了地域化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儿童肥胖已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5岁以下超重或肥胖儿童已达3500万，其中近半数集中在亚洲。中国0-6岁儿童超重肥胖率在过去二十年间从6.5%跃升至10.4%，预计到2030年，约30%的学龄前儿童将面临这一问题。肥胖不仅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风险，还与心理健康问题、医疗负担加重及过早死亡密切相关。

更值得关注的是，健康与疾病发育起源（DOHaD）理论指出，生命早期尤其是第一个1000天（从怀孕到2岁）是预防肥胖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快速体重增长可能成为肥胖发展的“拐点”。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西北部代表性不足区域的早期肥胖风险因素缺乏大规模实证探索。

为此，西北妇女儿童医院杨雪团队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论文，分析了2012-2024年陕西省国家儿童营养健康监测系统（NCNHSS）中8201名0-3岁儿童数据，通过Joinpoint回归分析肥胖趋势，并采用多因素逻辑回归识别36月龄肥胖的风险因素。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基于中国国家儿童营养健康监测系统（NCNHSS）的队列数据，覆盖陕西省城乡监测点。采用标准化体格测量（体重、身高）计算体重指数（BMI），依据中国儿童生长标准（WS/T 423-2022）定义肥胖（BMI≥+2SD）。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2012-2024年肥胖率时间趋势，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社会经济、围产期、喂养方式等因素与肥胖的关联。

研究结果

肥胖流行趋势的城乡分化

Joinpoint回归显示，全省肥胖率呈三阶段变化：2012-2018年快速下降（APC=-24.63%），2021年疫情期间短暂回升，2024年降至1.91%。农村地区肥胖率从2012年10.43%降至2024年0.73%（AAPC=-22.52%），而城市地区从2015年2.61%升至2024年3.19%，呈现“农村下降、城市缓升”的剪刀差格局。

肥胖轨迹的早期预警

回顾性分析发现，36月龄肥胖儿童中，41.0%在18月龄时已超重，32.2%已达肥胖标准。前瞻性分析进一步表明，24月龄肥胖儿童中73.5%至36月龄时仍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农村地区该比例高达80.0%。

风险因素的城乡异质性

多因素回归显示，低家庭收入是城乡共有的强风险因素（农村aOR=2.15；城市aOR=1.83）。农村地区独特风险包括：母亲从事农业劳动（aOR=2.30）、大家庭结构（aOR=1.63）及小于胎龄儿（SGA）出生（aOR=1.63）。城市儿童中，母乳喂养超过24个月与肥胖风险增加相关（aOR=1.41），而产后立即开奶具有保护作用（aOR=0.65）。剖宫产（aOR=1.41）和祖辈照护（aOR=1.51）虽未达显著性，但显示潜在风险倾向。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首次揭示西北地区婴幼儿肥胖呈“农村改善、城市恶化”的分化趋势，且肥胖轨迹在18月龄前已奠定基础。风险因素凸显社会经济差异（低收入、母亲职业）、生命早期事件（SGA、喂养实践）和照护环境（家庭规模、照护者）的共同作用。结果提示：

1. 1.
   干预窗口需提前至生命最初1000天，重点关注18月龄体重突增期；
2. 2.
   政策应聚焦低收入家庭营养支持、母乳喂养科学指导及生长监测整合；
3. 3.
   城乡需采取差异化策略，农村加强祖辈营养教育，城市规范互补食品添加。

研究为“健康中国2030”的儿童肥胖早期防控提供了西北地区的实证依据，强调通过多部门协作破解健康不平等，塑造终身健康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