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对伊朗乳腺癌患者诊疗延迟与生存预后的影响机制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mpacting breast cancer care and survival in Iran

本研究针对伊朗乳腺癌患者中存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通过临床注册数据和电话随访，系统分析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患者在诊断分期、治疗延迟、护理质量及生存率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低SES组患者晚期诊断比例更高(26.1% vs 20.1%)，治疗延迟风险增加2倍(OR=2.0)，5年总生存率显著低于高SES组(87.7% vs 92.1%)。Blinder-Oaxaca分解模型显示，诊断分期和治疗延迟共同解释了66.6%的生存差异。该研究为中东地区乳腺癌健康公平性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在伊朗，乳腺癌已成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生存差异却鲜为人知。以往的研究多停留在省级层面的生态学分析，无法揭示个体层面的不平等机制。更令人担忧的是，伊朗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正经历着乳腺癌发病率的快速上升，而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可能加剧健康不公平现象。这一问题在缺乏全国性筛查项目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高社会经济地位女性可以通过自费进行机会性筛查，而低收入群体往往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时才就医，此时癌症多已进展至晚期。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德黑兰大学医学科学学院癌症研究所的Mojtaba Vand Rajabpour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研究，成果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研究团队利用伊朗临床乳腺癌注册中心(CBCR-IR)2014-2020年的数据，对3291例患者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电话随访，他们不仅收集了生存结局，还创新性地采用包含10项家庭资产和教育水平的综合指标来评估社会经济地位，使研究能够从多维度揭示健康不平等的本质。

研究采用了三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将多维资产数据转化为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KMO检验证实了数据适切性(78.1%)；其次通过主动电话随访获取五年生存数据，确保结局指标的可靠性；最后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模型量化各因素对生存差异的贡献度。所有分析均基于癌症研究所的单中心注册队列，并采用多重插补法处理临床分期和分子亚型等变量的缺失值。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显示明显社会经济梯度

低社会经济地位患者平均年龄较高(50.9±10.7岁)，且晚期诊断比例显著高于中高群体(26.1% vs 19.6%/20.1%)。虽然各组低质量护理比例均超过50%，但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大(54.2% vs 50.1%/50.0%)。最引人注目的是治疗延迟率的社会经济梯度——低社会经济地位组有37.2%的患者从诊断到手术超过60天，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仅为28.1%，差距达9个百分点。

生存差异达到临界显著性

五年总生存率呈现明显的社会经济梯度：低社会经济地位组87.7%(95% CI:83.9-90.7)，中社会经济地位组90.2%(95% CI:86.7-92.8)，高社会经济地位组92.1%(95% CI:89.0-94.3)。虽然对数秩检验P值=0.077未达到传统显著性水平，但死亡率比例的绝对差异十分可观——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为15.5%，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仅为10.3%。

多因素分析揭示风险模式

未经调整的Cox模型显示低社会经济地位组死亡风险增加60%，但调整年龄、分子亚型、诊断年份和分期后，风险比降至1.3(95% CI:0.8-2.1)，失去统计学意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治疗延迟的社会经济差异极为稳定：低社会经济地位组延迟治疗的风险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组的2倍(OR=2.0,95% CI:1.3-3.0)，且这一关联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依然显著。

不平等分解 pinpoint关键驱动因素

Blinder-Oaxaca分解模型显示，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组间乳腺癌死亡率存在3.8%的绝对差距(95% CI:1.0-5.6)，其中可解释部分占3.1%。晚期诊断贡献了1.9%的差距(95% CI:1.2-2.3)，治疗延迟贡献0.4%(95% CI:0.2-0.7)，两者共同解释了观察到的生存差异的66.6%。这意味着如果能够消除诊断分期和治疗延迟方面的社会经济差异，将可以挽回三分之二的超额死亡。

讨论与结论

这项研究首次在伊朗个体层面证实了乳腺癌生存的社会经济梯度，并创新性地将不平等分解为具体可干预的环节。与预期相反，护理质量并未显示出社会经济差异——所有患者接受的治疗质量均不理想，这反而凸显了系统性的质量问题。而诊断分期和治疗延迟作为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因素，提示干预的重点应当放在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上。

晚期诊断的根源可能在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女性缺乏筛查意识、支付能力有限以及保险覆盖不足。伊朗尚未建立全国性筛查项目，使得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性能够通过自费进行机会性筛查，而低收入群体只能依赖症状出现后的临床诊断。治疗延迟则与交通成本、异地就医的住宿负担以及治疗费用担忧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癌症研究所35%的患者来自德黑兰以外省份，需要长途跋涉450公里以上就医，这为低收入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单中心设计可能低估了真实的不平等程度，未收集合并症和居住省份信息，以及存在一定的信息性删失。然而，其优势在于详细的临床数据、长期的随访和先进的分析方法。

这项研究为伊朗乳腺癌防控政策提供了精准的靶点：建立普惠性筛查项目、加强基层诊疗能力、完善转诊机制和医疗救助制度，可能有效缩小生存差距。未来需要多中心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并为不同地区的精准干预提供依据。毕竟，战胜乳腺癌不仅需要先进的治疗手段，更需要公平的可及性——这正是本研究的深远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