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精神与大学生的创造力：成长型思维的中介作用、创造性倾向的作用以及文化紧密性的调节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Enterprising spirit and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owth mindset, creative tendenc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tightness

创造力培养与个体驱动及文化因素的关系研究。

　　在当前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创造力不仅是个体生成新颖且有价值想法或产品的能力，更是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关键动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激发创造力，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尤其在非西方国家，创造力的培养方式和影响因素可能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群体，探讨创业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如何通过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和创造性倾向（creative tendency）这两个中介机制，进一步受到文化紧致性（cultural tightness）的调节作用，从而影响创造力的形成与发展。

创业精神是一种内在驱动力，表现为积极的目标设定、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以及持续追求自我实现的动机。它不仅源于现代心理学理论，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个人的主动性、责任感和对社会贡献的渴望。这种特质被认为能够促进个体在面对挑战时保持乐观态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和改进。然而，尽管创业精神与创新能力和成就动机之间存在相关性，其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模型，探索创业精神如何通过成长型思维和创造性倾向两个不同的心理路径，进而促进创造力的发展，并且文化紧致性在其中扮演着调节角色。

成长型思维是一种关于能力可以发展的信念，强调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自身。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个体在遇到失败时保持积极心态，持续投入于创造性任务中。研究假设，创业精神能够通过增强成长型思维来促进创造力，因为创业精神所包含的希望和自信，使个体更愿意接受挑战，并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此外，创造性倾向作为另一种中介机制，指的是个体在行为上倾向于探索、冒险和突破常规的稳定性格特征。创业精神中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可能直接转化为更强的创造性倾向，从而推动个体进行更多创新性思维和行动。

文化紧致性作为调节变量，被认为在创造性倾向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文化紧致性指的是社会规范的强度以及对偏离行为的容忍度。在高度紧致的文化中，清晰的规则和集体目标能够为创造性倾向提供结构化支持，使其更有效地转化为实际成果。相比之下，在较为宽松的文化中，缺乏明确的指导可能会削弱创造性倾向的影响力。因此，研究提出，文化紧致性对创造性倾向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创造力的促进效果上，而在成长型思维的路径中则不具调节作用，因为成长型思维是一种内在的信念体系，其对个体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不受文化环境的显著影响。

本研究采用实证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了上述假设。研究对象为来自中国曲阜师范大学的522名大学生，样本覆盖了不同性别、年龄和学科背景的群体。研究使用了多种经过验证的量表，包括创业精神问卷、创造力倾向量表、文化紧致性量表以及成长型思维量表。数据分析主要通过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同时借助PROCESS宏（版本4.0）和R软件中的qgraph包，分别对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并构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网络图，以直观展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精神显著预测了大学生的增量创造力和激进创造力。成长型思维和创造性倾向在创业精神与创造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紧致性对创造性倾向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在文化紧致性较高的环境中，这种中介效应更为显著。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创业精神影响创造力的复杂机制，还强调了个体心理特质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理解这些机制，教育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和活动，以促进大学生的创造力发展。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为积极心理学和创造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引入了文化背景对创业精神影响创造力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关于创造力形成路径的理论框架。同时，通过区分成长型思维和创造性倾向这两种不同的中介机制，研究揭示了创造力发展的多维度特征。这些发现表明，创造力的激发不仅依赖于个体的内在信念和性格特质，还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对高等教育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教育者应重视创业精神的培养，通过项目式学习、导师指导和韧性训练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目标意识和应对挑战的能力。其次，应通过专门的干预措施，如成长型思维工作坊和反思练习，强化学生对自身能力的积极信念，从而提升其在创造性任务中的投入度和坚持性。第三，课程设计应鼓励学生发展创造性倾向，例如通过跨学科课程、创新挑战和允许失败的实验环境，激发其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最后，在文化紧致性较高的环境中，教育者可以将创造力与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相结合，以增强其实际应用效果；而在文化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则应更多关注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表达的多样性。

此外，研究还通过相关性网络分析，揭示了各变量之间的复杂联系。好奇心被识别为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节点，显示出其在连接创业精神、成长型思维和创造性倾向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发现进一步强调了好奇心在创造性思维和行为中的基础地位。同时，成长型思维与实体思维之间的显著负相关，验证了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结构，为理解个体如何在不同情境下调整自身认知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关注。首先，由于采用了横断面设计，无法明确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纵向或实验性设计，以更准确地探讨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次，本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引入行为或观察性指标将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再次，样本仅来自一所大学，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应扩展至更多样化的文化与教育背景。最后，文化紧致性在本研究中被测量为个体层面的变量，而其本质上具有群体和文化层面的特征，因此采用多层次模型可能更全面地反映其作用机制。

本研究的发现对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具有深远意义。在高等教育中，创造力的培养不应仅局限于个体层面，还应考虑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通过将创业精神、成长型思维和创造性倾向有机结合，并在文化紧致性的框架下进行调节，教育者可以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使其在未来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这些研究结果也为进一步探索创造力的跨文化差异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对创造力教育的深入研究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