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孕期男性参与度的夫妻认知与满意度：一项横断面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Perceptions and satisfaction among couples on male involvement during pregnancy: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分析成都地区1357对夫妻对孕期男性参与的感知与满意度。结果显示男性自评参与度（9.67±1.46）高于女性认知（9.00±1.74），尤其在产检陪同（满意度最高）和健康教育活动参与（满意度最低）存在显著差异。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男性教育水平、居住地、配偶流产史及民族构成等因素影响其参与感知，女性年龄、居住地及配偶民族亦影响其认知。结论提示需改善夫妻沟通与医疗机构支持，以缩小性别感知差异，提升男性参与效果。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孕妇及其配偶对孕期男性参与的感知与满意度，旨在揭示男性与女性在这一方面是否存在认知差异，并探讨影响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孕期是女性生理和心理变化最为显著的阶段之一，不仅关系到母婴健康，还可能对儿童成长和家庭关系产生长期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一直强调，孕期应是一个积极且充满支持的时期，通过男性参与可以有效改善母婴健康状况。然而，尽管有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关于男性参与的具体表现、女性对其参与程度的认知以及两者之间满意度的差异，目前仍缺乏系统的探讨，尤其是在中国这一文化背景下。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在成都某大型妇幼保健医院的五个产科病房中，对1,357对产后1至30天的夫妇进行了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涵盖男性和女性对孕期男性参与的感知与满意度评估。问卷内容基于系统综述中的理论框架，包括11项男性参与的典型活动，如陪同产检、提供经济支持、承担家务、参与决策以及接受健康教育等。每个活动的参与情况以二元变量（参与为1分，不参与为0分）进行量化，最终计算出参与总分（0至11分）。同时，问卷还包含对每项活动满意度的评估，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一般=3分，不满意=2分，非常不满意=1分），最终得出满意度总分（5至55分）。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配对样本t检验、McNemar检验以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全面评估了男性和女性对孕期男性参与的认知与感受。

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对自身在孕期参与的评价普遍高于女性对其参与程度的认知，且在所有活动中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在满意度方面，男性同样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男性普遍认为自己在孕期扮演了积极角色，但女性对男性参与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这表明，男性与女性在孕期参与的感知上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可能源于多种因素，包括信息不对称、期望差异、沟通不足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

从具体活动来看，男性陪同产检的参与率和满意度最高，而参与产前健康教育的活动则受到较大限制。这一现象可能与医疗机构对男性参与的包容性有关。许多医院在设计产前服务时，往往以女性为主导，男性参与的机会较少。例如，一些研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医院通常不允许男性陪同妻子参加产前检查或健康教育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男性在这些活动中的实际参与。此外，男性可能更倾向于以经济支持或体力帮助的方式参与孕期事务，而女性则更期待情感支持、信息交流和共同决策。这种期望的差异可能导致双方对参与程度的认知不一致，从而影响满意度。

研究还发现，男性和女性对孕期参与的感知受到多个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因素的影响。例如，男性居住地、民族背景、教育水平以及怀孕次数等变量均与他们对自身参与程度的评价相关。而女性的感知则与男性年龄、居住地、民族背景以及怀孕次数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反映了社会结构、文化规范和个体经验对男性参与孕期事务的塑造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参与度较高的群体往往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居住背景，这可能与现代教育和城市生活模式中对性别平等的重视有关。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男性可能因资源获取受限、社会角色固化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参与孕期事务的程度较低。

此外，研究还发现，曾经经历流产的夫妇中，男性参与度相对较高。这可能与男性在面对生育风险时，更倾向于采取主动措施来确保妻子的健康和胎儿的安全有关。同样，初产妇的配偶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这可能与他们对孕期事务的陌生和对妻子健康状况的关注度有关。然而，随着生育经验的积累，部分男性可能在后续怀孕中表现出更为选择性的支持行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孕期的挑战和责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在某些方面更加谨慎或有保留。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它揭示了男性与女性在孕期参与感知上的差异，这为制定更加精准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例如，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开展夫妻共同产前咨询、促进以家庭为中心的沟通方式以及加强社区教育，来提高男性对孕期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实际参与度。同时，医护人员应接受相关培训，以便在产前服务中引导男性更积极地参与，确保他们的参与行为被女性认可和感受到。其次，研究结果也表明，针对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的男性参与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干预设计。例如，在城市地区，男性可能更容易获得信息和资源，从而更愿意参与孕期事务，而在农村地区，由于社会规范和资源限制，男性参与度可能相对较低。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需要被充分认识到。首先，由于调查对象为产后1至30天的夫妇，可能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差，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其次，研究采用的是方便抽样方法，且仅在一家医院进行，因此结果的代表性可能受到限制。此外，由于目前缺乏广泛使用的孕期男性参与评估工具，本研究采用了自编问卷，这可能导致某些参与行为未能被全面覆盖。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开发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并在更多医疗机构和不同地区开展多中心调查，以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中国孕期男性参与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数据支持。它不仅揭示了男性与女性在孕期参与感知上的差异，还指出了影响男性参与的关键因素。这些发现为政策制定者、医疗机构和社区组织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设计更加有效的干预策略，以提升男性在孕期中的实际参与度和满意度。同时，研究也强调了在干预过程中需要考虑文化、社会结构和个体差异，以实现更加精准和人性化的支持方式。通过促进夫妻之间的沟通、明确参与的定义以及加强教育和培训，可以有效缩小感知差距，提升男性参与的积极效应，从而改善母婴健康状况，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