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对国际航运与原油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Research on the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of geopolitical conflict risks o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crude oil markets

本研究采用Diebold–Yilmaz（DY）溢出指数与DCC-GARCH模型，系统分析了1999-2025年间地缘政治风险（GPR）、国际航运市场（BDI/BDTI/BCTI）与原油市场（WTI）的波动溢出机制。结果表明：航运市场内部存在最强波动溢出（均值0.7748）；地缘政治风险主要作为波动净接收方，通过供需失衡、行为调整与政策滞后效应放大跨市场波动传导。该研究为理解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全球能源与航运市场 interdependence 提供了新视角。

　　

国际航运市场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支柱，与原油市场紧密交织。地缘政治冲突通过供应中断、运输成本上升和市场不确定性加剧等机制，显著放大两个市场的波动性及其相互溢出效应。本研究基于1999年11月至2025年8月的三市场数据，采用DY溢出指数和DCC-GARCH模型分析航运与原油市场的动态关联，重点关注三者间的波动溢出。

文献综述表明，地缘政治风险（GPR）对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具有广泛影响。历史事件如1973年石油危机、2003年伊拉克战争、2022年俄乌冲突等均证实了地缘政治事件对油价的深远影响。航运市场波动与油价密切相关，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市场分析，缺乏对多市场波动溢出机制的系统探索。

研究方法上，DY溢出指数模型通过预测误差方差分解（FEVD）量化定向波动溢出效应，其核心公式为：

Y_t = ∑_k=1^p?_kY_t-k + ?_t

通过标准化方差分解矩阵计算总溢出指数（SI）和定向溢出指数（DSI），有效捕捉跨市场风险传导强度与方向。DCC-GARCH模型则通过两阶段估计：

H_t = D_tR_tD_t

动态捕捉条件相关系数的时变特征，其中D_t为条件标准差对角矩阵，R_t为动态相关矩阵。

数据集涵盖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波罗的海原油运输指数（BDTI）、波罗的海成品油运输指数（BCTI）、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期货价格及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所有指标均通过ADF和PP单位根检验证实平稳性，残差诊断显示存在典型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故采用t分布作为GARCH模型创新项分布。

实证结果显示：

1. 1.
   总波动溢出指数达35.02%，表明三市场间存在显著波动互联
2. 2.
   航运市场内部溢出最强（BDTI与BCTI动态相关系数均值0.7748）
3. 3.
   GPR主要作为波动净接收方，其与WTI的静态相关系数仅-0.0106，但动态相关在极端事件中可达0.8763
4. 4.
   危机期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总溢出指数跃升至60%
5. 5.
   俄乌冲突期间BDTI_From、WTI_To等定向溢出指数均达2020-2024 period峰值

机制分析揭示地缘政治冲突通过三重渠道影响波动溢出：

1. 1.
   供需失衡直接冲击：局部冲突导致石油供应中断推升油价，长期制裁则通过需求收缩传导负向效应
2. 2.
   市场行为不对称调整：危机期间投资者同步减持高风险资产，放大跨市场波动传染（如2019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BDTI与WTI溢出强度短期增加40%）
3. 3.
   政策响应与供应链调整滞后：如2021年苏伊士运河阻塞事件中，GPR对BDI的负向溢出效应延迟三周才显著显现

相比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等系统性事件，地缘政治冲突的波动传导更具区域性和事件驱动特征。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同步流动性挤压，而疫情主要通过抑制实体经济需求减弱航运市场波动输出能力。

研究结论强调：

1. 1.
   航运市场内部联动性高于其与外部市场关联
2. 2.
   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复杂多通道机制放大跨市场波动溢出
3. 3.
   政策制定者需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能源安全早期预警系统
4. 4.
   企业应建立动态对冲策略，结合GPR指数等情绪指标优化套期保值时机

本研究为理解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全球能源与航运市场 interdependence 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风险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未来研究可采用分位数溢出模型或混频Copula模型进一步探索极端风险下的非对称溢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