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高危害农药使用驱动因素与农民作物污染认知研究：对可持续农业与公共健康的启示

《Journal of Food Protection》：What drives the use of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and farmers’ beliefs about crop contamination in Punjab, Pakistan?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public health

本研究针对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农民过度使用高危害农药(HHP)及对作物污染认知不足的问题，通过农户调查与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揭示了媒体曝光、田间学校(FFS)参与、零售商推荐等因素对HHP使用的显著影响，并发现农民对农药风险的认知能有效减少HHP使用。研究成果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政策、推广病虫害综合治理(IPM)实践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对保障农产品安全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巴基斯坦的农业核心地带旁遮普省，一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肥沃土地上，一个隐形的威胁正随着农药的喷洒而蔓延。这里是巴基斯坦农业经济的支柱，贡献着近19%的GDP，养育着全国38%的劳动力。然而，在这片繁荣之下，高危害农药（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HHP）的过度且不合理的使用，已成为危及农民健康、环境污染和消费者安全的尖锐问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2022年全球农药使用量已达370万吨，较199年每耕地面积的用量激增94%。在亚洲，问题尤为突出，近75%的受访农民使用着在一国或多国被禁用的HHP。在巴基斯坦，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旁遮普省消耗了全国约88.3%的农药，其中不乏非法流入市场的未登记产品。农民们往往迫于增产压力、缺乏有效替代方案以及对农药危害认知有限，持续依赖这些高风险化学品，而其对作物造成的污染风险及其长远的健康与环境后果却常被忽视。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农药暴露对农民健康的影响、农民对农药危害的认知以及过量使用行为，而对于驱动农民持续使用HHP的根本因素，特别是农民对作物毒性相关风险的信念（Beliefs）及其驱动力的研究尚显薄弱。为了填补这一空白，Yasir Mehmood、Muhammad Arshad和Stefan Sieber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Food Protection》上发表了一项深入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政策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对HHP的使用？又是什么驱动了农民关于HHP使用导致食物毒性风险的信念？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关键驱动因素，还为推动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农业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有序逻辑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这一关键统计技术，并基于库尔特·勒温的场论（Kurt Lewin's Field Theory）构建理论框架，以理解农民在作物污染和环境危害风险下仍决定使用HHP的行为。研究数据来源于2024年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三个随机选取的行政区（杰赫勒姆、谢胡普拉、韦赫里）进行的初级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技术，从当地农业部门获得的5743名注册蔬菜种植者名单中，通过系统随机抽样最终确定了306名有效受访者（响应率84.76%）。数据收集通过面对面的结构化问卷调查完成，问卷内容涵盖了人口统计学、农场特征、HHP使用决定因素以及农民对作物污染的信念等多个方面。问卷经过预测试和专家效度评估，并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检验了内部一致性。数据分析使用Stata 13软件进行，并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以排查多重共线性问题。

研究结果

1. 社会经济与农场特征

受访农民平均年龄45岁，平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4.78年，绝大多数为男性（96%）。平均家庭月收入为239美元，平均农场规模6.80公顷，其中75%为土地所有者。平均务农经验为12.83年。

2. 农民使用高危害农药的决定因素

调查显示，仅9.15%的农民使用无危害农药，而使用轻微危害、中度危害和高度危害农药的农民比例分别为23.52%、42.15%和25.16%。有序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β = -0.062, p < 0.05）、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β = -0.538, p < 0.05）、媒体影响（β = -0.730, p < 0.05）、健康影响体验（β = -0.537, p < 0.05）、参与田间学校（FFS）（β = -0.782, p < 0.05）和获得信贷（β = -1.083, p < 0.05）显著降低了HHP的使用可能性。相反，产量最大化意图（β = 1.261, p < 0.01）、易得性（β = 0.730, p < 0.05）、成本效益（β = 0.871, p < 0.05）、感知有效性（β = 0.670, p < 0.05）和零售商推荐（β = 0.495, p < 0.05）显著增加了HHP的使用。尤为重要的是，农民对农药风险的信念（β = -0.432, p < 0.05）对HHP使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3. 农民对作物污染信念的决定因素

关于作物污染，仅38.56%的农民了解使用HHP的潜在风险，29.08%知道农药残留会留在作物上，15.68%了解所用农药的化学成分，34.31%知晓采收间隔期（Pre-Harvest Interval, PHI）。37%的农民认为农药对作物无植物毒性，28.76%认为轻微，21%认为中度，12.75%认为高度有害。有序逻辑回归显示，零售商推荐（β = -0.850, p < 0.01）对农民的污染信念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β = 0.053, p < 0.05）、务农经验（β = 0.042, p < 0.05）、使用PPE（β = 0.603, p < 0.05）、媒体影响（β = 0.632, p < 0.05）、健康影响体验（β = 1.081, p < 0.05）、参与FFS（β = 0.606, p < 0.05）、IPM培训（β = 0.783, p < 0.05）、产量最大化意图（β = 0.654, p < 0.05）、感知有效性（β = 0.705, p < 0.05）和阅读农药标签（β = 0.694, p < 0.05）则显著增强了农民对作物污染的信念。

4. 使用高危害农药的原因

农民使用HHP的主要原因包括：产量最大化意图（76.14%）、经济必要性（71.24%）、缺乏有效替代品（64.37%）、农化公司影响（59.15%）以及知识或培训有限（66.99%）等。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深入揭示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农民使用高危害农药（HHP）的复杂驱动机制及其对作物污染信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HHP的依赖深受其认知水平、外部信息渠道（如媒体、零售商）、经济动机（如增产意图）以及可获得的支持服务（如FFS、信贷）等因素交织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自身对农药风险的信念是减少HHP使用的关键内在因素，而零售商的影响则往往倾向于推广HHP，并对农民的污染认知产生负面影响。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明确指出，要减少HHP的使用并降低作物污染风险，需要一个多层面的综合策略。首先，必须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通过FFS、IPM培训等项目提升其安全用药意识和技能。其次，应规范农药零售市场，对零售商进行教育和监管，使其成为推广安全实践的助力而非阻力。此外，媒体应发挥积极作用，进行平衡、准确的报道，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风险认知。政府层面需加强监管框架，严格监控禁用和未登记农药的使用，并考虑提供对更安全替代品的支持。

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研究区域的局限性以及未进行农药残留的实验室检测等。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到更广泛的地域，并结合实际的残留检测数据，以更全面地评估HHP使用的后果。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农业中HHP使用的深层原因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施、推动农业向更加可持续和健康的方向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通过改变农民信念、强化制度支持和优化市场环境，有望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切实维护公共健康和环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