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心理所有权：文献回顾与未来方向——组织行为学领域十余年研究进展与整合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本文聚焦集体心理所有权(CPO)这一组织行为学核心构念，系统回顾了其自Pierce与Jussila (2010)提出以来十余年的理论演进与实证研究。通过对96项关键文献的系统梳理，文章揭示了CPO在团队与个体层面的双轨发展路径，辨析了“集体心智”与个体感知两种测量范式的差异，并针对跨学科应用中的概念混淆与方法论挑战提出了整合框架。该研究为理解共享所有权感知在组织管理、社会认同及跨群体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对推动CPO研究的规范化与深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组织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中，一种微妙却强大的力量——"我们的"意识，正悄然重塑着个体与集体的行为边界。这种被称为集体心理所有权(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CPO)的现象，自2010年由Pierce和Jussila系统提出后，迅速跨越了组织行为学的传统疆域，在环境研究、城市治理、市场营销乃至家庭企业等领域引发连锁反应。然而，随着研究版图的扩张，概念理解的歧义与测量方法的混乱也逐渐浮现：当学者们分别从"集体心智"(collective mind)的宏观视角和个体感知的微观视角探究CPO时，这两条路径能否殊途同归？面对日益增多的移民冲突、资源争夺等现实挑战，又该如何用CPO理论解释群体间的领土争端与社会融合？

为厘清这一概念的发展脉络，《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最新发表的综述论文《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对过去十余年的CPO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整合。研究团队通过检索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最终从560篇相关文献中筛选出96项核心研究，从概念演化、方法论实践到应用场景进行了多维度剖析。研究发现，CPO研究已形成两大主流范式：一是将CPO视为团队层面涌现的共享心理状态，采用Pierce等(2018)开发的量表进行聚合测量；二是将其作为个体对宏观客体（如组织、国家）的共享所有权感知，多以Su和Ng(2019b)的量表进行个体层面分析。尽管两种路径均验证了CPO通过控制感、亲密知悉与自我投入三条路径形成的机制，但理论对话的缺失使得学界对CPO的本质仍存争议。

在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严格遵循Siddaway等(2019)建立的指南，通过双重独立编码与讨论协商确保分析效度。研究重点考察了文献的发表趋势、研究情境、CPO测量方式、理论角色（前因/中介/结果变量）以及实证发现，并首次对团队层次与个体层次的CPO研究变量进行了分类归纳。

CPO的概念溯源与理论拓展

CPO理论根植于个体心理所有权(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O)的研究。Pierce等(1991)早在比较员工持股企业与传统企业时便发现，当员工感知自身具有类似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时，会产生对组织的心理占有感。这种"我的"意识在Pierce等(2003)的理论化过程中被明确定义为个体与所有权目标间的关系认知。而随着组织工作日益依赖协作，Pierce和Jussila(2010)正式将这一概念拓展至集体层面，提出CPO是"集体持有的、认为某所有权目标（或其部分）是'我们的'的共享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CPO并非个体所有权的简单加总，而是通过群体互动形成的涌现现象。研究借用了Weick和Roberts(1993)的"集体心智"概念与Gibson(2001)的"集体认知"理论，强调成员通过认知互依形成共享心智模型，最终使所有权目标从"我的"转化为"我们的"。这一理论框架在团队研究中得到验证，例如Pierce等(2020)发现工作团队的复杂性设计会通过增强成员间互动，促进CPO的形成。

跨学科应用中的CPO靶点多样性

分析显示，CPO研究已覆盖商业、教育、环境、健康、组织、社会系统及领土七大情境，所有权目标超过20类。在组织情境中，CPO最常见的研究对象包括工作/职位（如Liang & Zhao, 2021）、家族企业（如Henssen & Koiranen, 2021）及组织本身（如Su et al., 2021a）；而在领土情境中，国家、区域等宏观客体成为焦点（如Verkuyten & Martinovic, 2017）。这种靶点的分化直接导致了测量方法的差异：当对象为小型团队时，研究者多采用聚合个体数据至团队层级的"集体心智"路径；而当对象为大型社会系统时，则转向以个体为单位的感知测量。

方法论分歧与整合路径

测量实践的分析揭示了CPO研究的核心挑战。采用团队层级路径的研究（如Giordano et al., 2020）严格遵循多层级分析原则，通过计算组内一致性(r_wg)与组间差异(ICC(1))确保数据聚合效度。而个体层级路径则存在多种变体：既有直接修改PO量表代词（如Henssen et al., 2014），也有让个体代表群体作答（如Su & Ng, 2019b）。论文指出，后者可能混淆个体投射与真实集体认知，建议未来研究采用参照物转换(referent-shift)设计（如直接询问"我们觉得..."），并通过组均值中心化分离个体偏差。

CPO的实证网络与作用机制

尽管存在方法论差异，CPO的实证证据呈现显著一致性。作为中介变量，CPO被证实能传递工作设计（Pierce et al., 2020）、领导行为（Kirk & Barblett, 2021）等前因变量对团队效能（Gray et al., 2020）、创新行为（Martinaityte et al., 2020）的影响。作为前因变量，CPO可直接预测成员的组织公民行为（Su et al., 2021b）或对外群体的排斥态度（Nijs et al., 202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开始揭示CPO的"阴暗面"：如Batool等(2023)发现CPO可能加剧知识囤积，而领土CPO则可能强化排外心理（Bagci et al., 2023）。

未来研究议程

论文从理论深化、方法创新与实践拓展三方面提出未来方向。理论层面，需厘清CPO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关系，探索宏观与微观CPO的互动机制（如Proposition 1-3所述的发展阶段模型）。方法上，倡导纵向设计与多层级建模，以捕捉CPO的动态涌现过程。实践层面，建议将CPO研究延伸至政治经济系统分析、跨团队冲突管理等领域，并关注其可能引发的群体思维（groupthink）等负面效应。

这篇综述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系统整合了CPO研究的双轨范式，为这一构念的标准化测量与理论发展提供了关键路标。通过辨析"集体心智"与个体感知的哲学基础，研究既保留了CPO作为涌现现象的理论纯洁性，也承认了其在宏观社会研究中方法论适应的必要性。随着虚拟团队、跨境协作等新型组织形式的普及，对CPO机制的深入理解将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效能的集体提供重要启示。